“紅包協議”是形式，也是一種進步

“我不認可紅包協議，我自己也沒有簽訂，因為我學醫的時候已經宣過誓。”11月11日，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參加中日友好醫院講座，被問及怎么看待醫生簽訂拒收紅包協議時說，讓醫生簽訂拒收紅包協議，會讓公眾認為醫生是一個普遍收紅包的群體。此番言論也讓“拒收紅包協議”再引爭議。（11月17日 新京報）

“紅包協議”話題是得從今年2月國家衛計委辦公廳印發《關于醫患雙方簽署不收和不送“紅包”協議書的通知》說起，通知要求從5月1日起，全國二級以上醫療機構，在患者住院24小時內，須由經治醫師和患者溝通并簽訂不收、不送“紅包”協議。

對于“拒收紅包協議”，一些醫院進行冷處理，大多數協議附在住院手續注意條款的后面；一些醫生則覺得簽訂這樣的協議，是個別行為卻影響到整個醫生行業，簽訂這種協議是一種侮辱。但是，“紅包協議”當真就是一種歧視與侮辱嗎？

“紅包協議”在某些人眼中也許偏于形式化，不可否認，一紙協議不可能完全規避一個人的行為，但是一紙協議卻是一種有形，可見，具有一定警示作用的。雖然，不能保證簽訂了“拒收紅包協議”，收受紅包的行為就減少了，但是，縱觀社會輿論，揭發醫生收受紅包的聲音已變得微小。

前幾年，一些諷刺醫生收受病患及其家屬紅包的文藝作品走上了熒幕，搬上了舞臺，文藝作品本就是對生活的縮影和對現實的折射，所以收受紅包的行為肯定不是空穴來風。現在“拒收紅包協議”是對這種行為的一種否定，將它制度化，普及化，這也是一種進步的行為。

“紅包協議”只是一紙協議，要想真正杜絕收受紅包的行為，還需要剛性的規章制度，要有配套的“問責”體系。“紅包協議”雖然看上去形式化，但是將“拒收紅包”寫進協議也是一種制度，面對醫生的質疑，衛生部應做的是再加大力度，明確收受紅包的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