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爺爺”管住“我爸”

媒體報道，一名男子坐飛機數次拒關手機，辱罵、推搡出面制止的安全員，并說自己是市長的兒子，要讓父親報復當班安全員和證人們。事后，作為該男子的父親，福鼎一名鄭姓副市長出面公開道歉，稱“沒有把孩子教育好”。

“我爸是市長”，乃“我爸是李剛”的又一版本。

據說，“我爸是李剛”事件是一場誤會。當事人確實說了“我爸是李剛”，但這是為了向保衛處的人說明自己是誰，并無叫囂之意。但不管怎樣，“我爸是官員”類似的話語已刺激了民眾，一旦這種語言格式再現，極易挑動大眾的敏感神經，甚至引起非理性的公憤。

與“我爸是官員”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我是農民的孩子”。在一些選秀比賽中，一些選手喜歡用“我是農民的孩子”作開場白，引出自己并不富裕的家庭成長環境。這種做法，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博取聽者同情，而且往往很奏效。

假設“我爸是官員”和“我爸是農民”都是基于事實的陳述句，為什么兩者會起到完全不同的傳播效果？為什么沒人認為“我爸是農民”是一種叫囂？為什么沒人聽完“我爸是官員”后泛起同情的淚花？

以往，在“我爸是官員”系列事件引發的討論中，最常見的一組關鍵詞是“坑爹”與“被爹坑”。說其“坑爹”，是因為兒子不懂事，把與事件無關的父親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說其“被爹坑”，是因為老爸“沒有把孩子教育好”，才導致兒子今日所犯之錯誤。按照這種邏輯，仿佛“官員老爸”對兒子嚴加管教，兒子就不會“被爹坑”，也不會犯了錯誤來“坑爹”，一切都萬事大吉了。可問題真解決了嗎？

竊以為，“我爸是官員”絕不只是個體官員及其兒子之間的素質問題和教育問題，其背后更深層次的是權力異化和權力膜拜，這也是它能迅速成為社會熱點事件的原因。某些“兒子”乃至很多大眾都選擇相信：“我爸是李剛”，就可擺平很多事；“我爸是市長”，就更有能力報復人；“我爸是農民”，則需要兒子自身更多努力。在這樣的語境下，“官員”被視為“權力”，“農民”則被視為“零權力”。

光教育好兒子，不可能真正管住“我爸是官員”。要管住“我爸”，只能靠“爺爺”——“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如果說“權”是爸爸，那么，“民”就是爺爺。問題是，“爺爺”通過什么管“我爸”？

十八屆四中全會的主題依法治國，正是答案所在。在被稱為“法治三老”之一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研究室原副主任郭道暉看來，治國首先在治吏，依法治國更應是依法治權、依法治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才能把權力關進制度和法律的籠子里。屆時，“官員”和“農民”真正做到只是社會分工不同，都是為他人服務，“我爸是官員”和“我爸是農民”還會引起截然不同的社會反應嗎？（福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