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詮釋小人物的親情和命運

《親愛的》抓住了觀眾的心，甚至堪比《甜蜜蜜》和《三更之回家》的情感力度：無論田文軍（黃渤飾）的從被騙中尋求希望，還是李紅琴（趙薇飾）的為別人的孩子瘋魔，都打動人心。

導(dǎo)演陳可辛是“港片北上”走在最前頭、也最為成功的導(dǎo)演。他率先在大陸成立了工作室，他第一部北上的作品——《如果愛》就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雙贏。這些年來，陳可辛洞察大陸社會人心，在藝術(shù)和商業(yè)之間尋求平衡，但無論他如何機變，“捕捉心靈”的追求不變，即便是在商業(yè)大片《投名狀》以及頗受爭議的《武俠》中，我們也能感受到他刻畫人物內(nèi)心、表達(dá)情感的細(xì)膩與獨特。

《親愛的》涉及家庭道德倫理和社會道義，但不局限與此，而是呈現(xiàn)出更大的時代背景和“法理情”矛盾。李紅琴要回女兒的過程，就充滿著情與理、情與法的矛盾，福利院院長、辦案法官以及打著官腔的民警，都是一副冰冷模樣，但他們代表了一種理性和制度，雖然“犧牲”了李紅琴走火入魔的母性，卻能保證更多的人不受傷害。《親愛的》不是一部史詩電影，但配得上是史詩的一個真實剖面，或者時代的一種“立此存照”。

《親愛的》選取的是新聞性很強的打拐題材，片中的警察要打拐，韓德忠（張譯飾）帶著“萬里尋子會”也在打拐，但它又不僅僅是一部旨在懲惡揚善的打拐電影，片中的主要人物也不能用善惡來簡單評判，就拿影片“缺席地在場”的關(guān)鍵人物——李紅琴死去的丈夫來說，他其實算不上是人販子，因為他沒有販賣孩子，只是抱走了田文軍走失的孩子據(jù)為己有，他“拐而不賣”，而他這么做是因為自己不能生育。所以，當(dāng)警察“解救”了孩子，在審問李紅琴時，李紅琴一再聲稱丈夫是個老實人，而在這之前，當(dāng)田文軍從李紅琴那里搶走兒子時，全村人都追出來、給李家?guī)兔Α@種好人緣，也不是一個人販子家庭所能擁有的。李紅琴的丈夫給田文軍夫婦帶來了巨大的傷害，但他跟那種喪盡天良的人販子還是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充其量是個偷孩子的人，而他的早逝，未必與良心的折磨無關(guān)；最終，被這個“老實人”偷走的孩子找到了，而“萬里尋子會”里被人販子拐賣的孩子，卻一個都沒找回，也可見影片并不停留在打拐上。

與打拐和倫理相比，《親愛的》更多表達(dá)的是人物的命運。通過“孩子去哪了”的故事，直面了小人物的命運。不必驚異李紅琴出現(xiàn)時的劇情轉(zhuǎn)折，那其實是一種水到渠成的層遞，命運的主題貫穿始終，當(dāng)田文軍從都市繁華背后逼仄的陋巷出場時就已注定，無論是田文軍和妻子爭吵時說“我們的區(qū)別在于我認(rèn)命，而你不認(rèn)命”，還是韓德忠的“對酒當(dāng)歌”，還是高夏（佟大為飾）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無論是田文軍找到了孩子，還是李紅琴的女兒最終留在了福利院；尤其是李紅琴最后的意外懷孕，更將命運的主題推向極致，彰顯出造化弄人、小人物的幸與不幸。

與愛情一樣，命運其實也是文藝作品慣常的母題，只不過在一些電影中被遮蔽，一些電影則達(dá)不到那個高度，而《親愛的》做到了，這種命運不是唯心的宿命，而是現(xiàn)實情境下，由奮爭和無奈演繹出的人生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