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復性拒診凸顯民間維權困境

【報復性拒診不是解決問題的正常途徑,也因此遭到多方質疑,還有醫生對于建立患者黑名單的做法提出疑問】

最近一周,湖南等地相繼有醫生發表聲明,稱拒絕為傷醫者提供診療服務,其中湖南岳陽的倡議發起人呼吁將三位傷醫者列入全市急診黑名單(9月3日澎湃新聞)。

在醫患關系沒有得到實質性好轉的當下,面對著患者來無影去無蹤的人身攻擊,眾多醫生毅然選擇報復性拒診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從道義來說似也無可厚非。正如此次倡議活動的發起者所言,“年輕的醫生都快對這行絕望了,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誰還敢留在這里?！?/p>

但是,救死扶傷本是醫生的天職,如果用見死不救的方式來申訴自己的權利,那么勢必將會從根本上動搖醫生職業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這樣的行為本質上是屬于用一種非正義去懲治另一種非正義,隨著非正義之間的膠著對抗升級,正義的面目將會更加遙遠、更加模糊,矛盾很可能會進一步激化。

近年來,醫患關系看上去的確是在一種令人窒息的氛圍籠罩下漸趨絕望。不僅是醫生對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絕望,同時患者也對進醫院看病感到絕望。正所謂哀莫大于心死,當人感到絕望之時難免會做出過激之舉。但越到這個時候越應該相信法律,越要堅持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否則,醫患矛盾可能就真會陷入無解的絕境,走進死胡同。

報復性拒診不是解決問題的正常途徑,也因此遭到多方質疑,還有醫生對于建立患者黑名單的做法提出疑問。但更有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值得人們去思考,為什么報復性拒診這樣的民間維權行為會一點就著?報復性拒診應者云集固然和化解醫患糾紛法律法規不健全、沒有落實到位、矛盾調處機制不完善等原因有關,但同時也受到民間維權慣性思維的驅使。現實生活中,有些人當正規法律渠道一時間難以完全順遂人意時,就習慣性地走上民間維權的道路,要么自己動手、要么發動身邊人、要么寄希望于其他民間人士去解決問題。

對于推動法治進步而言,民間維權當然有著積極的一面,然而也時常受到傳統文化中反法治因素的影響,放大其負面效應。我國幾千年傳統文化中與現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馳的主要有兩大表征:一是重實體、輕程序,一味追求結果正義忽略程序公正；二是將道德說教凌駕于法治理念之上,用道德綁架法律。我國許多傳統文學作品關于斷案的故事情節都充分說明上述兩點,即便連包拯這樣的一世清官也曾經違法辦案。

民間維權源自民間,顯然無法割裂與傳統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系。于是人們會發現,某些民間維權行為或者現象可能會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還有一些民間維權行為或者現象則是在占據道德制高點之后,便做出很多突破常規的事情。少數民間維權者在潛意識里可能總是把傳統的清官或者俠客形象作為自己的行為范本,也因此很容易模糊正義的邊界,為達到局部小范圍的正義而損害全局更廣泛的正義。除了報復性拒診之外,不久前被某些人追捧的所謂“湘西女賊王”同樣是民間維權負面效應在人們思想認識上的表現。

民間維權需要與現代法治有機結合起來,才能獲得更持久的生命力,才能與整個社會的進步保持一致。對于類似報復性拒診這樣的民間維權行為而言,首先要做到的是充分了解相關領域的法律法規以及權利救濟的合法渠道,在用好用足現有法律的基礎之上,再考慮如何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進行維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