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反家暴重在制度協同

來自全國各地的160多位專家學者17日圍繞深圳市婦女聯合會起草的《深圳經濟特區反家庭暴力條例(草案)》進行了熱烈討論。《草案》中家庭暴力的對象、界定等問題成為爭議的焦點。其中語言暴力和經濟暴力也被作為家庭暴力的表示形式，這有別于目前的地方性法規或政策對家庭暴力的界定。（8月18日《深圳特區報》）

家庭暴力的本質是對處于弱勢地位家庭成員權益的侵害。家庭暴力產生的原因，一方面男尊女卑，父母管教孩子之類的陋念流毒甚遠，認為打老婆、打小孩都是家務事，不違法。另一方面，家庭關系一直都被界定為倫理道德關系，清官難斷家務事，成為法治盲區。司法介入不足，家庭成員中的弱勢者通常處于保護缺失的境地。

反家庭暴力不缺少社會共識，立法反家暴的呼聲日益高漲。2011年全國性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完成，同年7月該法納入全國人大預備立法項目。然而，幾年過去了，立法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立法進程緩慢固然是一個原因，而立法能否給家庭成員度身定做“防暴服”或許是制約法律落地的關鍵。不管是國家立法，還是地方制定反家暴條例，暴力的界定、對弱者的保護等都只是技術問題，難點是如何將預防、干預和保護真正落實到位。特別是家庭成員內在經濟、情感及生活空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司法怎么介入家務事，給予權益以有效保護？

2013年，社會廣泛關注的“李陽家暴案”法院一審宣判后，法院依新民事訴訟法為受害人發出了北京第一個“人身保護令”，保護令不僅強調了法律對受害人的保護，而且還向施暴者提前做出了警告，該制度的運用，讓人看到了對婚內弱者保護的希望。但是，這一制度必須以案由為前提，否則法院無法立案，這就給當事人帶來難題。顯然，保護令還需上升為一種立法的制度，受害人或者社會機構可以通過法定程序申請，法院不依附訴訟簽發人身保護令。

同時，針對未成年人保護談得最多的還有監護權剝奪制度，它作為最有效的保護手段，是預防、制止和救助一體的社會干預機制，讓孩子遠離家庭暴力的危害。但是，這個機制的本質是社會運用公共資源，為家庭權益受損者提供庇護所以及權利的救濟，是真金白銀的保障制度，其難不在于立法本身，而在于誰來支付社會成本。類似的還有婚姻維權、婚姻干預等，誰來提供服務，提供怎樣的服務？

反家暴立法重在定制“防暴服”，開放的不只是法律資源，更是社會公共資源。反家暴立法與健全公民權利保護的法律體系、司法制度的進程緊密相連，也與公共社會健全公民權利保護的保障體系唇齒相依，需要更多的制度協同和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