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毒奶粉事件過去6年,當年被免職的3名石家莊市領導已悉數復 出。這并非孤例,記者梳理了2008年以來引起輿論關注的52起官員免職案例,共有85名官員被免,其中29人起復,占比達34.12%。如果排除因生活作風問題被免官員無人起復這個特殊現象,被免官員的起復率高達50%。 問題官員在備受關注的輿論風暴中被免職,隨后悄然起復,儼然成為一種官場生態。誠然,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從愛護干部、珍惜人才的角度考量,對免職官員不應一棒子打死,可以 視情況給予起復的機會。不過,被免官員起復比例之高、速度之快,明顯超出了正常范疇。比如,山西省靜樂縣原縣委書記楊存虎因女兒吃空餉一事被免職后,僅僅過了兩個月就出任該省忻州市環保局副局長,主持全面工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所有被免職后起復的官員都是媒體曝光后才浮出水面,未有一起官方通報。公眾知情權和監督權的缺失,導致這些集體復出、閃電復出的背后不乏違規復出的案例。2012年河南省扶溝縣檢察院原檢察長薄玉龍因行賄被免職,今年年初其竟然擔任了周口市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政委。一個曾經的行賄者,卻搖身一變,成為反瀆職侵權的官員,這無疑是極大的諷刺。盡管媒體曝光后薄玉龍再度被免,但此番“帶病”起復折射的組織人事制度失范,不能不 引起我們的反思。 事實上,根據公務員法,處分公務員分為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并不包括免職。時下對問題官員進行免職,依據是《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和《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因此,嚴格來說,免職只屬于問責手段,而非處分決定。現實中,許多地方和部門在免去官員行政職務的同時,往往為其保留了行政級別,繼續享受原有待遇。這就無形中為日后的復出留下了后門。只要經過考察、評估等干部任免考察,被免職的官員很快就能官復原職甚至提拔升遷。 同時,相關制度對于官員起復的規定存在騰挪空間。《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要求被免官員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由于規定過于籠統, 非但沒有維護免職的嚴肅性和威懾力,反而被一些地方和部門有意曲解為:如果被免官員三個月就起復,只要比原職務低一點就合規;如果一年后起復,即便高于原職務也符合要求。 對于問題官員的處理,在于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復出的隨意性,讓免職淪為免責,既損害了政府部門的公信力,也難以起到應有的懲戒效果,無法讓當事人對手中權力產生敬畏感。基于此,一方面需要建立官員起復制度,正如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所言,應明確被免職官員的復出資格與復出考察、公示等復出程序。同時,堅決防止用免職代替處分,有關部門應根據官員的違法違紀情況嚴肅處理,該降級的降級,該開除的開除,決不能讓免職成為一些人逃避責任的擋箭牌,曲線復出的中轉站。(福建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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