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職”不可被“降級撤職”取代

梳理2008年以來，引起輿論關注的52起官員免職案例，85名官員被免，29人起復，占比達34.12%。但是，如果排除生活作風問題無人起復這個特殊現象，被免官員的起復率高達50%。有專家認為，被免官員起復比例偏高，有損“免職”的威懾力，張田欣、趙智勇的“降級”處分對官場有更大的震懾效果，樹立了官員免職的新樣板，“能封堵住不當起復。”（8月12日《新京報》）

某些官員在備受關注的輿論風暴中被免職，隨后悄然起復。這種把免職當成擋箭牌，用免職來“避風頭”的做法，讓廣大群眾對“免職”的態度從鼓掌歡呼變成不以為然，大大損傷了政府的公信力。這說明《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第五十九條，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和因問責被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一年內不安排職務，兩年內不得擔任高于原任職務層次的職務的規定并沒有被規范執行，但是，有關免職的規定沒有被規范執行，并不能說明免職沒有威懾力，更不能證明免職可以被降級撤職取代。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九章的規定，撤職降級是一種比警告、記過、記大過更嚴厲的懲罰性處分，表明被降級、被撤職人員有過錯，如違反紀律、工作嚴重失誤，甚至有違法犯罪行為等，是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人事任免權的一種最嚴厲的監督手段。而免職適用于有過錯行為的國家工作人員，但相對于降級撤職而言，其過錯程度要輕得多，或者說其行為的性質還有待進一步查清核實，只是現在已不適于繼續任職而先行免職。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免職與降級撤職最大的區別在于，一是其過錯行為是否已經調查核實清楚，二是兩者的犯錯嚴重程度不同。因此，免職與降級撤職并不能互相取代，但免職和降級撤職處分可以同時并用，即輿情出來之后，先給予當事人免職處理后，然后在調查核實清楚之后，再根據其錯誤程度給予其調離、起復或者降級、撤職處分，而不能簡單地一免了之，把免職當成萬金油，用它來處理代替降級、撤職處分。

更進一步說，免職也不應該被降級撤職取代，反而應該進一步規范免職制度，并推廣開來。首先，免職以后，當事人可以有一定的時間閉門思過，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利于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其次，免職是一種當事人回避制度，可以讓有關部門和相關媒體更好的調查事實真相，更好的進行社會監督。再者，進一步規范免職制度，并嚴格執行這一制度，可以更好的維護紀律的嚴肅性，避免不當起復的出現，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把權力徹底關進制度的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