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高”的考核指標讓大學失去靈魂

這個暑假，華中地區一所重點高校教師張放的生活有些不一樣，32歲的他需要打點行裝，告別妻子和兩歲的小孩，前往英國進行為期一年的訪學。5年前張放在這所985高校博士畢業后留校，工作至今發了6篇SCI（科學引文索引）論文，參與過國家自然基金課題和973計劃項目，本以為今年的職稱評審十拿九穩。讓人意外的是，張放最終倒在了學校人事處的終評環節——學校評副教授的標準又變了，“今年起，沒有出國經歷一票否決”。

沒準等張放訪學歸來之后，學校的標準又變了，就如媒體報道，張放的博士班同學在另一所高校任教，學校規定要有出國經歷，考慮到家里經濟條件，這位同學自費10多萬元出訪，沒想到剛剛結束訪問學者返校，就得到新消息：規則改成新疆等邊遠地區支教半年以上就行。這變來變去的考核指標，表面上看，是學校晉升職稱的標準越來越嚴——等著要晉升的青年教師多，而名額就那么幾個，當然，條件要越來越高。但實際上，這是行政治校導致的學術評價粗陋化，“越來越高”的考核指標，只會引導教師圍著指標轉，而達成指標的過程，恰是背離教育、學術規律，敗壞教育和學術風氣的過程。

對于大學的管理者來說，調整指標是很容易的事，按照論文、課題、經費、專利等指標，只需每一項上調數據，或增加“難度級別”即可，比如，以前要求論文5篇，現在要求8篇，以前只要求有課題，現在要求必須有國家課題。管理者并不管這樣的指標究竟有多少科學性，只管用這樣的指標，起到兩個實際效果，一是用指標將晉升的老師遴選出來，二是以此讓學校學術成果豐碩。

不斷調高的指標，確實讓學校的成果更多，論文數、成果數，顯著增加，可是，這些成果有多少有真正的學術價值？——其中相當數量是完全圍繞晉升、考核而炮制的；老師們又有多少為了達到指標要求，放棄了自己的學術理想、教育理想？也許在學校看來，這樣的指標，有助于讓青年教師拓寬視野，但當追求目標已經變異，價值也就值得懷疑。

可以推想，如果大學的治理方式不變，今后大學的晉升門檻會越來越高，而且，當年被晉升門檻為難的教師，在擁有評審權，媳婦熬成婆之后，變本加厲地抬高門檻。這越來越高的門檻，會為我國大學帶來一流的學術和教育嗎？未必。

用簡單的數量指標，來評價教師，本身就是錯誤的，用一再提高的論文數、發表期刊檔次，來“遴選”教師，這不是學術評價，只是行政對學術、教育的傻瓜式管理。拿著這樣的考核指標，就是小學生，也可分出教師的“優劣來”——誰的論文多、發表的期刊檔次高，誰就優秀。教育、學術評價是針對教育能力與貢獻、學術能力與貢獻而進行的評價，這需要針對教育和學術本身，而不是變成簡單、粗陋的數量指標。實行這樣的評價，需要教育和學術管理擺脫行政，回歸教育和學術本位。

數量指標除制造急功近利之外，對大學的教育和學術沒有多大實際價值。今天，在我國985高校中，每個教授都能列出一長串成果，可是，這些成果中，有多少是教授們自己真認為有價值的？而除了談論課題、經費之外，還有多少教師在談教育理想、學術理想，能花時間靜下來和學生一起談人生？毋庸置疑，在數量指標之下，大學可以展示的成果越來越多，教師們也越來越忙，然而，大學卻失去了靈魂，功利的教育和學術追求，對大學精神、文化的傷害是致命的。

熊丙奇（上海 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