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之上粘磚頭 有“不”在心口難開？

福州白馬河公園化機廠宿舍路段綠樹成蔭，每天都有很多市民在小廣場納涼健身。但最近兩周來，有一雙黑手屢對公園廣場下手，倒水泥堆、涂石膠、貼石磚……種種做法就是要在廣場上設置障礙，讓活動的人受到阻礙。目前，白馬河公園管理處已經清除了惡意粘貼的石磚。（7月31日《海峽都市報》）

公共空間要怎么被共享？這的確是個問題。比如廣場舞，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擾民嫌疑，可其傷害正隨著參與者的禁噪宣言和各種自律，以及城市管理者的有力監管而逐漸弱化。再說了，公園空間容量有限，與周邊住居物態不可能完全隔絕，只要時間、音量上過得去，總不至于又是倒水泥堆，又是涂抹石膠，又是俯身上百次地在廣場地板上用膠水黏貼上上百塊小磚頭吧？有話不能直接說嗎？

這讓筆者聯想到國內一些城市開發商對待拆遷戶，尤其是所謂釘子戶的辦法，斷水斷電算常態，有的還凈整些砸玻璃或亂放東西等的惡作劇。看著就像沒長大的小屁孩。盡管“施暴者”死不認賬，可事兒是誰干的，他們所為何來，雙方心里都跟明鏡兒似的。可有意思的是，放著110投訴熱線不打，這一招有時還真奏效——被擾者求助無門、不勝其煩，居然“從了”。

在這起事件中，邏輯層次必不能混淆，即廣場舞是否有噪音擾民行為，認定者只能是城市管理部門，而不能是個別住戶的個體觀感。如果后者確實因為身體或其他特殊原因，聽不得一聲“蹦擦擦”，那么，其也該先向有關部門提出要求，由有關部門出面來協調解決。

然而，在這起事件中，有“錯”的只是不聲不響地貼地磚的市民嗎？從理論上說，靠單個公民找不同的舞蹈隊做互動和溝通，以求得理解，所要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成本較大。在公共生活的體驗還不那么多的情況下，不能過度地提高對公民公共表達素養的要求。因此，這首先要求有關部門暢通表達渠道，要想方設法地使自己成為傾聽訴求的首選對象，不能讓公民情郁于中而不能發之于外，而只能走旁門。

事已至此，為了徹底杜絕今后再發生類似事件的可能性，還是得由有關部門出面，先找到那雙“黑手”，使其為破壞公共場地的行為依法依規付出“代價”；其次，再仔細傾聽對方的難言之隱。說聲“不”其實很簡單，咋就得繞這么大一圈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