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需關注“法官跳槽”背后的法治生態

“39歲的年輕法官張偉將辭職信和工資條發到網上后，引發了人們對“法官跳槽”這一現象的關注。在很多人看來，跳槽后的法官適合做的工作就是律師，然據媒體記者了解，很多企業喜歡跳槽法官到他們那里去做法務工作。在一些企業里做法務，跳槽法官高的能拿到50萬的年薪，因為他們具有豐富的人脈資源。（7月27日《北京青年報》）

確實，相對每天忙于審理各種繁瑣的案件和體制內的那份固定的工資，法官跳槽去做律師，不但輕車熟路，收入注定會比做法官要多得多。但是，受到制度規定的約束，法官跳槽又不可能立馬去做律師，必須要等到滿兩年之后才能在“人脈資源地”做律師，獨立擔任案件的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但在時下的“現實”社會，兩年時間不算長也不算太短，擔任法官期間所積累的“人脈資源”也會隨著職業的變動或時間的打磨而關系變淡，資源的利用價值可想而知會大打折扣。

企業比較歡迎跳槽法官去單位做“法務”，其中的含義非常值得品味，在一個健康的法治社會環境里，廣泛的人脈資源對企業法務并非不可或缺，只要有豐富的法律知識和實踐經驗，再加上善于雄辯的口才，不僅可以做一個稱職的法務，而且還能做的更出色。況且，大多企業除了法務之外，還有專門聘請的律師擔任企業法律顧問，涉及企業的法律事務，有專門的法律顧問出面，法務充其量也只是處理企業對外經營活動中一般合同簽訂的涉法事宜，企業為其開出50萬甚至更高的年薪，除了看中其法律業務和實踐能力之外，更相中了跳槽法官曾經積累的豐富人脈資源，這顯然比法務工作本身對企業更加重要。

更顯而易見的是，法官跳槽之后選擇到企業去做法務，對企業對個人都是一個“雙贏”，企業可以利用離職法官的審案實踐和廣泛的人脈資源，為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尋找法律政策“縫隙”，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和違法的最低風險。在一個法治尚未健全完善的社會環境中，廣泛的人脈資源加上曾經從事的法官經歷，幾乎就等于給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打上“遵紀守法”的雙保險，用50萬元年薪換來這份“保險單”對企業無疑很“劃算”。而對于離職法官而言，更是兩年最完美的“過度”——以企業法務工作的身份不但可以讓原有的“人脈資源”保持延續，更可以讓資源得到新的“滋潤”。兩年制度規定的期滿后，不僅可以選擇做律師，讓這種“人脈資源”發揮更大的作用，聘用其做法務的企業與其之間更形成了新的且堅固的“利益鏈條”。

法官選擇跳槽，并且按媒體報道時下還成為了一種“熱”，確實非常值得警惕，這一方面表明法官的職業尊嚴與其收入出現了失衡；一方面更折射出我們法治環境的不容樂觀，尤其是法官本身“人脈資源”的積累受到商業企業的青睞，并且還能成為“好律師”的成功資本，更折射出我們社會存在諸多不良的“法治生態”。而反過來，無論是在職的法官，還是離職法官成為伴隨法治進步的律師執業，利用任何“人脈資源”說到底，都是對法律公平正義的一種侵蝕，都是透支法律的公平正義。而企業為其開出50萬元或更高的年薪聘請其做“法務”，更是赤裸裸的對法官人脈資源經濟價值的一種量化，是變相在消解法律的尊嚴。

在一個正常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下，任何人都有自主選擇職業甚至根據自己的興趣追求選擇跳槽的權力，但顯而易見，我們社會一些法官“棄官不做”，并不單純是這些法官個體的價值追求甚至職業神圣感出現了問題，恰恰相反，是他們已經不甘心在這種法制生態環境下再繼續與有悖法治的某些體制做博弈。從一些離職法官的感嘆中，我們也能領悟出他們對于法官職業的疲憊和力不從心，更能看出他們對于法官職業的某種不舍與無奈。

因此，我們在看跳槽法官的去向和企業高價聘任他們做“法務”工作的同時，更應當通過這種表面去分析我們法官隊伍所存在的體制和機制問題，不斷探討和改革體制和機制中的某些弊端，健康我們社會的法治生態，讓每一位法官，不僅能夠享有與法律同等的職業尊嚴，更能讓他們敲下的每一聲法槌，都能堂堂正正定格在天平正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