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公車改革引起坊間熱議,許多人不免疑問:高級官員們沒有了專車,出行問題如何解決? 政府官員開什么樣的車,怎么開,受到百姓關注,不是中國特有。在新加坡,官員很少配備專車,包括部長級別的人大多數時候也開自己的私家車,幾年前還有人在論壇發布為證。就連李顯龍,雖然可以使用政府的公用車輛,但也有自己的一輛私車。 這并不是說政府完全沒有公車,總統和總理也經常有在禮賓場合使用的公車,但可以證實的是公車的數量非常少。更重要的是公車的使用和管理極其嚴格,使用公車出行非但要申請和登記,公與私嚴格分明,使用者需要報告行駛的里程中哪一段是公務行程,哪一段不是,并有相應的收費機制。 正是由于公車使用的公私分明不容易,一般的部長寧可開自己的私家車,以免因為小額支出惹來公私不分的嫌疑。一位熟悉當地政情的人士說,一位部長如果需要到某個地點出席慶典等儀式,則很可能會帶一位同事同行,快到地方時,換成同事開車,以便部長可以在下車后體面地進入會場。 新加坡的思路是貨幣化,一切待遇以透明的工資反映出來,即便是部長也不會配備財政買單的專車和專職司機。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遜說,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一定要擠公交出行,“畢竟那樣的話也不是一個符合公共利益的合理安排,高級官員的時間也很重要?!?/p> 高級官員領取市場化的薪水,完全可以負擔開車出行的成本。新加坡官員和公務員工資水平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比如一個新晉部長年薪拿100萬新幣,約500萬人民幣,另有年終福利、花紅,交通費自然不在話下。為了節省時間,他們可以用自己的資源來請一個司機,自己開車,也可以選擇出租車。 公車待遇貨幣化的好處顯而易見:透明,干凈。部長開自己的車,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當然,新加坡對于政府高層的生活奢華程度超出自己匯報的正常收入水平有規定,這樣的做法可以作為貪污罪名的罪證,涉案者需要自證清白。 事實也印證了另一點,那就是貨幣化的確可以促使官員在車的消費上趨向理性,從而也更“親民”。在論壇上發圖的新加坡網民說,幾年前時任國務資政的賈古瑪開一輛雪鐵龍,現任衛生部長的顏金勇當時開的是一輛寶馬,而交通部長呂德耀和從陸軍總長一職卸任參政并入閣的陳振聲開的都是日產車。陳振聲的那款車在日本的售價折合人民幣也僅有十幾萬元。反觀中國的公車改革,沒了公車的官員們,相信會逐漸習慣,少了攀比的壓力未必不是好事。何況以目前的收入水準,購置一輛代步的車也在負擔范圍之內。 從關注度說,公車改革小處見大。君不見,這條看似細小的改革事項得到公眾的“點贊”太多。即便是在新加坡,曾經駐華的一位媒體記者也從公車改革聯想到了中國的改革。她說:這些點滴改變都需要一段時日后才會結出果實,整個過程也并非沒有隱憂,但中國前景其實很確定,也可以預測。說到底,社會發展到今天,回不到過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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