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霸”之死與村治之困

河北滄州市侯落鴨村村主任侯志強在村里的暴力生活，堪稱中國基層法治疲軟的典型案例。據媒體報道，他除了毆打、敲詐村民，還用暴力威懾村委會主任選舉，并自填選票，最終以接近全票獲選。2012年，村民鄭潮軍因用鐵鎬打死村主任侯志強，以故意殺人罪被判刑8年。如今，96名村民聯名上書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要求釋放鄭潮軍。他們的理由是，當時是侯志強主動到鄭家尋釁滋事，鄭家是正當防衛。村民們（包括侯志強曾經的同伴）都說：“侯志強是個惡人，我們都怕他。”（7月13日《新京報》）

從記者調查的情況來看，對于動輒暴力傷民的村主任侯志強，當地村民的民怨不可謂不大。于此可以說，村民的聯名上書，既是求情，更是對“惡霸村長”壓抑已久的憤怒的釋放。但是，這種民怨和傷害，在悲劇發生之前不但沒有引起當地政府的重視，甚至每次暴力事件后報警，警方也姍姍來遲。

在這樣一種治理狀態下，“村霸”的生成或許就是一種必然。說到底，孕育了“村霸”的土壤，乃是現代鄉村之困的一個縮影：鄉村青壯年與精英外出，鄉村的資源輸出減少導致治理的力度下降，甚至“農業稅的取消，干部也很少來”。

作惡一方的“村霸”死在了意外的鐵鍬之下，但正如新聞中所示，侯落鴨村的明天會如何，卻無人知曉。村主任傷人，并沒有有效的基層仲裁組織予以干預調解，每個人唯避之不及，敢怒不敢言；而且村民選舉被暴力威脅所左右，這說明基層應該建立的自治并不存在；當村民向上級部門反映村主任的惡事，要么被拒絕，要么警方行動遲緩，說明應有的治理觸角并沒有延伸到鄉村來，這里成了“三不管”的真空地帶或說叢林地帶。因此，一個“村霸”被終結，并不代表生成“村霸”的土壤被鏟除，更不意味著應有的基層秩序的回歸。

于今，“村霸”魚肉一方的現象并不少見。且不說那些被曝光的驚人的村干部腐敗案例，在這起新聞背后的跟帖中，表示“見怪不怪”并反問“這樣的事情還少嗎”的網友也不在少數。如此有違常理的荒誕現象居然普遍存在，無疑是一種深層的警示。在以往談論鄉村的空心化時，我們大多還是指村中年輕人的外流，但是“村霸”的迭出，卻以更殘酷的事實說明，人口空心化隨之而來的鄉村秩序坍塌正在加深，原有的鄉村秩序正被某種灰色化的強權甚至是蠻力取代。

如果說基層自治難以建立和鄉村青壯年與精英的流失有關，那么，基層政府對于鄉村的“不聞不問”或治理遲鈍，則直接對應的是一種鄉村治理成本正在逐漸增加的現實困境。這樣一種困境之下，村霸橫行，一部分村干部黑化、腐化，鄉村治安惡化，就很難稱之為意外。比如，據記者調查，涉事的鄉鎮警力就明顯不足，這些細節都反映出基層政府，在鄉村治理上的制度性有心無力或懈怠。

隨著鄉村人口的外遷，以及相關輸出型政策或資源的減少，如農業稅等的廢除，代表著原有的鄉村治理模式已經過時或者說失去了根基，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新型的治理模式，比如建立有效的輸入型制度，比如公共服務政策和對鄉村自治的扶持，卻又未能建立。處在如此斷裂帶中的鄉村，必然陷入秩序的混亂之中。這其中的關鍵，仍在于鄉村資源的匱乏所引發的連鎖反應。

解決之道，唯有從根本扭轉失衡的城鄉資源配置格局，從公共服務與公共政策上向農村提供更大的傾斜，為村莊新秩序的建立供給涵養的資源。一個常識是，讓村莊留得住人，方能實現自治，而有效的自治才能減少治理成本，進而從真正意義上實現鄉村秩序的內在更替與再造。如此，“村霸”就很難有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