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才是瓦解村霸的最好利器

【村民有自治需求，也有自治智慧，更有自治能力，但是，如果不解決村民自治權利救濟渠道狹窄的困境，如果不捍衛法律公平，讓法律成為村民的信仰，就難以實現村民善治?！?/p>

河北侯落鴨村村主任侯志強，被他屢屢欺負的鄭潮軍用鐵鎬打死。96名村民聯名上書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要求釋放鄭潮軍，理由是，侯志強主動到鄭家尋釁滋事，鄭家是正當防衛。

村民與惡霸村官之間不見硝煙的戰爭，似乎并不鮮見。這類村干部往往有著相同的臉譜，被貼上“惡霸”的標簽，他們也用行動“成就”他們的標簽，比如侯志強在侯落鴨村簡直無惡不作，比如將他人的耳膜打穿，居然要對方補償給自己4000元錢，理由是“打人出了力氣”。

對惡霸村官，村民往往敢怒不敢言，間或有敢于反抗者往往下場凄涼，或者快意恩仇前已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其實，村官與村民原不該關系緊張，同在鄉土最底層，兩者有著較大比例的利益重合點，即便存在齟齬也可通過和解實現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尤其是1998年通過、2010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保障村民自治，由村民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為何在惡霸村官面前無能為力，甚至淪為砧板魚肉？

村官既然能稱霸，總有“過人”之處，比如依托于龐雜的家族勢力，再比如性情乖張、經歷復雜。面對這樣的惡霸，個體村民顯然無法也不敢抗衡。即便村民有心聯合行事，也不敢明著來。在村主任選舉中，村霸往往能夠通過恩威并施的手段操縱選舉。

有個時代背景不能不提，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的推進，不少鄉村日漸凋敝，變得空心化。凡是稍有能力者大都移居城鎮，這就給村霸壟斷鄉村事務以極大的便利，即便在外打工的村民逢年過節回到鄉村，也無法對村霸實現有效制衡。

古有“皇權不下鄉”，由于鄉村根據血緣的親疏遠近決定關系的好壞和權利的大小，在這個熟悉人的社會，法律幾乎是用不上的，鄉村秩序往往由民約、倫理維持。鄉民解決爭端常見的路徑，首先必須考慮“情”，然后是“禮”，再次是“理”，最后才是“法”。不過，國家法律也在潛移默化地在鄉村生長、發育，村民的思維方式和法治觀念都有了提高，但出現的困境是，村民一些時候無法通過法律維護合法權益。

即以侯落鴨村為例，侯志強經常毆打他不喜歡的村民，被打村民多數不報警，即便報警，警察也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后出現。有時侯會被警方帶走，但沒多久就再次出現在村里，村民們猜測侯與警方有特殊關系。以至于2009年侯志強當選村主任后，沒人再直接告過他的狀。長此以往，村民的法律信仰被削弱，村霸更加有恃無恐。如果矛盾無法調和，村民只能采取最原始也最激烈的復仇方式。這就應了學者蘇力的一種判斷，正式的法律制度沒有或者沒有能力提供村民需要的法律服務，而另一方面又禁止那些與正式法治相違背的“法律”實踐。

村民得不到及時的法律救濟，有多方面原因，比如警力不足，再比如一些鄉村勢力盤根錯節，相關部門不愿意深度介入。此外，不容忽視的一點是，一些鄉鎮政府沒有動力介入，幾年前國家免除了農民的“皇糧國稅”，農民不用再交公糧，鄉鎮一級的政府無油水可撈，鄉鎮與村民關聯度變得松弛甚至中斷，比如在侯落鴨村，村民不交公糧后這么多年，難得見到鎮上的干部出現在村里。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這些理由都不足以使政府放逐職責。如果鄉鎮政府偏袒村霸，或者無意主持公平，除了折損政府公信力，只會使村民的權利生態更加惡化。

鄉村治理是個難題，并無捷徑可走。村民自治是推進我國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實現農民當家做主的重要舉措。在鄉村，能否真正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直接決定著鄉村能否實現善治，更關乎我國9億多農民的權利純度。毋庸諱言，村民有自治需求，也有自治智慧，更有自治能力，但是，如果不解決村民自治權利救濟渠道狹窄的困境，如果鄉鎮政府乃至更高級別的政府不及時主持公道，如果不捍衛法律公平，讓法律成為村民的信仰，就難以實現村民善治。

本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