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情報告”難在落地

“只要涉及說情情形的，必須在3日內填報《辦案說情報告登記表》，按規定程序報告。”為抵制“說情風”，促進公正執法，河北石家莊市檢察機關開始試行執法辦案說情報告制度，對于為案件當事人說情的單位、組織、個人，在一定范圍內進行披露，從而對辦案人員形成有力的約束。（7月8日《人民日報》）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社會、關系社會，人們總是想方設法來縮減彼此之間的距離。人們之所以在乎說情，不僅是因為說情可以提高辦事“效率”，還由于說情可以“變不可能為可能”。人情關系對司法的侵蝕，讓權力有了在法外運行的空間，甚至會滋生腐敗輸送的利益鏈條，損傷了法律的權威性。

從概念上看，“說情”是一種私人關系，“報告”是一種公共關系，“說情報告”本質上是一種公私關系的混合運用，其初衷在于抑制非司法因素的干擾和影響，保障司法工作人員的價值中立，從而守衛社會公平正義。然而在執行過程中，“說情報告”卻可能淪為一種形式的規范，不能發揮制度應有的效力。

公共關系對所有人講究一視同仁，不針對具體的情況和利益，“說情報告”卻很難做到這一點。一方面，在面子情結的裹挾下，中國人并不愿意將自己的私人關系公之于眾；另一方面，在社會信任缺失的背景下，即使交上了“說情報告”，也會引發他人的“丑聞思維”和“惡意揣測”，既然會帶來一些潛在的麻煩，何必多此一舉？

如果一個規范只有道德價值而沒有使用價值，那么，這種規范就不會得到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尊重與認同。“說情報告”從表面上看去很美好，在“落地”過程中卻面臨著諸多困難。如果缺乏強有力的實施操作系統，“說情公告”就可能在執行過程中成為形同虛設的“稻草人”。

只不過，我們也不必完全否定“說情報告”的存在意義。與“常回家看看”一樣，“說情報告”倡導的是一種公共的價值理性。從這個角度上說，“說情報告”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 楊朝清（湖北 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