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簽化替考者中傷農村大學生

6月17日中午，央視播出杞縣高考替考事件后，與不斷升溫的社會關注度相比，事發地杞縣不少人士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顯得有些“見怪不怪”。 當天，河南省招生辦公室回應稱，該省已查實違規違紀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6月23日，河南省招辦工作人員表示，目前替考事件仍處于調查階段。據相關人員透露，替考的“槍手”多為急需用錢的農村大學生，且學習成績優異。（法治周末6月26日）

一句簡單的高考替考“槍手”多為急需用錢的農村大學生，以及有關媒體有意無意的以《河南高考替考案調查：槍手多為急需錢農村大學生》為標題轉發報道，在這個快餐式閱讀時代，不管主觀上有沒有，但客觀上確已將農村大學生，尤其是河南的農村大學生標簽化為高考替考者和違規者，讓農村大學生的整體形象一下子蒙塵很多，讓人不得不感慨。

首先，理論上講，不管是農村孩子還是城市孩子，都有作為替考者出現的可能，此時單獨強調農村孩子作為替考者出現的形象，是在先入為主的對整體農村孩子的偏見和誤傷。

其次，就實際來講，河南今年查處的替考事件目前已有有100多起，但到目前坐實替考者的只有部分，這時候就先入為主下結論說是高考“替考者”農村孩子居多，無疑是在提前向社會強化“替考者”真的是農村孩子居多的印象和事實，是對農村學生集體形象的打擊和抹黑。

再次，不是就連報道也說，此河南高考“替考者”農村孩子居多，這也就至少側面說明了高考“替考者”中還有其他人，即也有城市孩子存在的可能。這時候不提城市孩子只強調“替考者”農村孩子居多，便有選擇性忽視或選擇性強調之嫌，有一種天然的農村孩子就是“惡”的思維若隱若現在字里行間。

最后，在強調高考“替考者”農村孩子居多的同時，不忘強調這是因為農村孩子窮、急需用錢。如果單說強調高考“替考者”農村孩子居多，帶有一種莫須有的偏見，還不很令人信服，那么農村孩子窮、急需用錢就是一種強有力的莫須有偏見的強有力證據支持。無疑，這也是一種先天的，至少說以偏概全的、有意無意的想當然強調，農村大學生貧窮就志短、就不守法。本質上，這是對農村大學生群體性品質的根本否定。不客氣講，這是一種污蔑。無論古今還是中外的歷史都證明，這樣標簽化的做法是不嚴謹、不科學的，不符合大眾媒體傳播引導社會輿論和看法的基本操守及規則。

當然，說這么多，不是想否認農村大學生替考者的存在，也不是說農村孩子替考就應該，就沒有錯，或有錯了就不能曝光和懲治，相反也需強力整治；而是說，在教育資源等方面，本就城鄉分布不均，高考時等農村孩子劣勢盡顯，甚至不乏歧視招生、歧視用人的情況下，我們本應通過各種方法和途徑，對農村孩子多看一眼、多呵護一點的情況下，理應在各方面更加小心謹慎的為農村孩子、農村大學生營造一個更加有利的學習成長、成才環境。這包括媒體等的宣傳報道用詞等。

可現在，不但沒有得到這些應有的“優待”，甚至連與城市大學生一樣平等眼光看待的機會都沒有，反而因農村大學生的這一天然“弱點”，以及個別不守法不守規的農村大學生替考事件，使得整個農村大學生無意中成了集體“躺槍”，被集體中傷的對象，豈不冤哉、悲哉？

有意無意的標簽化農村大學生“替考者”身份，是對農村大學生群體的真實中傷。這也提醒我們，報道或轉發報道高考替考事件的進度，這沒錯很必須，但請盡量客觀些、全面些，莫拿一些容易令人人產生歧義的噱頭提升點擊率，而使原本就相對弱勢的農村大學生集體形象都受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