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雙重意義

為知識產權設立統一的法律環境，已是當務之急。既培養專才，又能避免地方行政的過度干預，知識產權法院才能既發揮保護知識產權推動中國創新，又推動司法改革的雙重意義。

6月6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改革重拳迭出。其中，《關于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方案》作為司法體制改革的基礎性、制度性措施之一，將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健全技術創新激勵機制，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改革方向，變為國家層面的具體行動。

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現實針對性在于，一方面，在世界范圍內，中國已是知識產權的主要生產者和擁有者，2009年，中國成為世界商標第一大國，2011年，中國成為專利申請第一大國。但另一方面，圍繞知識產權的糾紛也成倍增長：2009年－2013年，全國地方法院審結的知識產權一審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就多達10萬件。另有統計顯示，2013年的知識產權糾紛案中，有近半涉外。其實，在公眾的日常經驗中，知識產權侵權的現象也非罕見。商標冒用、仿用，學術抄襲等事件，屢見不鮮。

知識產權保護落后于知識產權產出的危害性極大。知識產權不能得到有力保護的后果，是無論物質產品還是精神產品，均得不到合理估值，這不僅會抑制生產，而且會讓劣幣驅逐良幣成為市場的顯性規則，從而破壞社會的信用環境和基本秩序。

當下，中國已進入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均需轉型升級的新階段。轉型升級不僅需要資金的支持，更需要普遍的創新精神的激揚。如果不能讓知識產權發揮應有的作用，那么不僅創新這一前提條件無法具備，還會鼓勵資金等要素資源的錯配。

實際上，中國一直在持續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加大對知識產權侵權的懲處力度，專門設立知識產權審判庭，試點知識產權“三合一”審判等，都體現了制度上的努力。但實踐也表明，其中仍然存在不少漏洞。

比如，民事、行政、刑事的分類，有可能導致從事實認定到審判法度的不一致，而不同地區由于地方利益訴求不一，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的認識和執行也可能大相徑庭。寬對本地商品而嚴對外地產品，很可能是自然選擇。

為知識產權設立統一的法律環境，已是當務之急。因為，只有剛性的法律制度才能超越地方利益，統一司法標準，才能為知識產權保護設置最明確的標準，劃出界線。專門和相對獨立的司法審判體系，也是國際社會知識產權保護的通行經驗。

當然，知識產權保護具有專業性高的特征，因此，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對于其組成人員的素質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既培養專才，又能避免地方行政的過度干預，知識產權法院才能既發揮保護知識產權推動中國創新，又推動司法改革的雙重意義。

本報特約評論員 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