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的秘訣

作為中國電影業最受矚目的導演，張藝謀被公認有才華。但有才華的導演多了，馮小剛、陳凱歌等的才華都不比他差哪去，但最終張藝謀還是略勝一籌。為何？近日，就熱映電影《歸來》的創作，他詳細剖析了自己的電影“心路”，說了句掏心窩的話：“我和當代作家相伴成長。”實際上他透露了一個巧妙的秘訣，就是從當代文學豐厚的養料里“盜取”了“火種”。

近30年的電影生涯，張藝謀拍過《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等，這些影片都受益于一批中國最前沿的當代作家：莫言、劉恒、蘇童、余華、畢飛宇、嚴歌芩等的小說。文學是藝術之母，這個道理很多電影導演明白，但都沒像張藝謀如此重視，甚至是依賴。他拍劉震云的小說《一地雞毛》，突然覺得準備不足，但劇組已經成立，沒“米”下鍋了。他唯一求救的還是文學雜志，找最有“沸點”的小說，就誕生了劉恒編劇的《秋菊打官司》。以致不少大學中文系講授當代中國文學史，都無法繞開張藝謀的電影。

但張藝謀對文學作品也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他有極強的選擇性。眼光如何決定成功與否。他首先是要具有畫面感的文字，他看中莫言的《紅高粱》，就是覺得小說色彩濃郁，有視覺性。其次，小說作者不僅具有號召力，作品還要對社會生活產生共鳴，喚醒大眾對遙遠的理性或當下的感性目標產生清晰記憶。還有，文學作品要能調動張藝謀本人的創造靈感，與他的風格與思考產生心靈感應。改編《陸犯焉識》，有些評論者偏激地批評他，為什么不觸及勞改的部分？他的選擇，覺得“勞改那部分，拍輕了沒意思，拍深了恐怕也拍不了”。所以他選擇“通過一個家庭來折射那個時代”。通過家門和車站的門，開與關，來傳達一種寓意。

盡管選取的都是當紅小說，張藝謀依然堅持要糅入自己的理解與創造，盡管有時背離小說原意。劉恒編完《秋菊打官司》，他推翻，提出要變成紀錄片風格，劉恒差點急瘋了。但事實證明，他的再創造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