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亨廷頓”，你們在哪

英國《金融時報》前駐華記者杰夫·戴爾的新著《世紀之爭：與中國競爭的新時代——美國如何取勝》不久前出版，在西方產生一定影響力。近年來不斷有西方著者出版論述中國崛起及西方應對策略的專著，其中最為中國人熟知的一本是基辛格的《論中國》。

在世界范圍內，對有關中國的戰略性講述大體被西方人壟斷。即使在中國，西方著者也是戰略概念和觀點的強有力供給者。中國這些年沒有一本談論中國戰略的書能夠超過《論中國》的影響力，中國人撰寫的地緣政治專著基本沒出什么暢銷書。

中國崛起在進入充滿地緣政治記憶和想象力的深邃峽谷，世界的很多人相信，中國將不可避免在這里同美國“狹路相逢”，這是中國未來幾十年的頭號挑戰。這個峽谷里有很多預言和魔咒在回蕩，它們幾乎都是“西方的”。

中國大眾社會對地緣政治學極不熟悉，對大國競爭的嚴肅分析也缺少興趣。中外摩擦帶動了輿論場上的淺層消費，大量愛國主義聲音就事論事，十分強烈，但也淺嘗輒止。

民粹主義在輿論場上的泛濫塑造了很多學者的研究方向和說話方式，除了少量“內部研究”，中國公開學術的流行導向是批判社會弊端，中國崛起遭遇的地緣政治困境被大大忽略了。

國家利益這個在美國輿論中比比皆是的概念，如今在中國差不多要“咬著耳朵”說了。這樣的輿論環境和出版形勢顯然不鼓勵為一本地緣政治學專著傾盡心血的創作，中國輿論場沒有捧紅它們的愿望，世界又怎么會有興趣通過它們傾聽中國的聲音。

什么樣的社會塑造什么樣的學者，中國的戰略學家們忙于參加各種會議，做各種交流，編纂論文集，他們也很無奈。中國的駐外記者們纏身于事務性工作，他們很難有寫一本“傳世專著”的機會和勇氣。

中國參與塑造全球輿論的能力很弱，一些官員對來自西方指責的零星回應基本上成了陪襯，學界的聲音外界記不住，主流媒體不夠鮮明，互聯網高度情緒化，中國聲音缺少有競爭力的支撐點。

西方著者在把中國描述成野心勃勃的世界秩序挑戰者，并且鼓動美國以及西方力量對中國的應戰。在這當中，他們編造中國制造世界緊張的主動性和為顛覆現有秩序的堅韌執著，宣揚美國對抗中國的合理性。他們顛倒了中美緊張的戰略因果關系，不斷在全球輿論中制造錯覺。

中國社會需要建立一個機制，鼓勵出現一批優秀的專著作家，通過他們向世界解答一些核心問題。它們至少應包括：中國強勁發展來自民間過好日子的天然動力，而并非一個“政治計劃”;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對全人類意味著什么;為什么遏制中國是無效的;中國的外交政策表現了一個大國的最大善意和克制，等等。

中國不能滿足于同西方圍繞具體爭議的吵架，我們需要在核心的思想領域展開競爭，建立這個民族面對世界的自述能力。世界并非毫無傾聽中國的興趣，重要的是，我們要培育向世界講述中國戰略的前赴后繼的力量。

中國出一個用自己著作影響世界的“亨廷頓”，其現實意義一點不比出一個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小。如果社會能真正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實現這個目標的杠桿或許要比做其他突破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