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跪保校與武訓興學

“遵義四中老師集體下跪抗議學校搬遷”一事，昨日又有新的信息。遵義四中校辦一位老師向媒體表示，老師下跪確有其事，但并非網上所稱的“跪著請愿”。根據這位老師講述的事情經過，事情應該概括為“校長教師互跪”。“當時老師們在校內聚集反映訴求，杜方榮校長勸老師們用冷靜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說‘要不要我跪下來求你們’。老師們也很激動，說‘我們跪下來求你帶領我們保衛四中。’老師們和杜校長、書記都跪下了。”

其實，“下跪請愿”與“校長老師互跪”區別并不大；“我們跪下來求你帶領我們保衛四中”不過是一種間接的請愿。“下跪”有失自尊，有傷人格，在他人看來是“奴性的體現”；教師負有教育下一代的責任，教師下跪更是讓人無法接受。但是，當事人的認識和感受與旁觀者未必一致——他們下跪是為了文化使命。四中教師在一份反對學校搬遷的呼吁書中寫道：“四中一旦失去了老城優越文化環境的滋養，便如失水之魚，失根之樹，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總之，在遵義人民的眼里，四中已經成為老城文化的代表、紅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已是心目中的精神圣地。四中和老城魚水相依、互相促進、不可分割，四中離不開老城，老城也需要四中！”

據悉遵義四中已經有９９年歷史，明年將迎來百年校慶。一所百年老校，對一座不大的城市來說，是一個文化地標，是地域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衛四中，就是保衛文化，為了這樣一個崇高的目標，在保衛者的自我感覺中，個人自尊已經不算什么，更何況犧牲自尊能夠增加保校行為的悲情，而悲情能夠為保校行動爭取同情和支持。當一個個體融入一個具有歷史和文化使命當中時，他已經被一種崇高感所感動、所控制，而不會感到自尊的損失。

通過犧牲個人自尊完成文化使命，在中土是有傳統的，清代的“武訓興學”是一個典型的先例。武訓７歲喪父，稍長后替人打工。雇主欺武訓不識字，用假賬昧其三年工錢，武訓爭辯，反被誣“訛賴”，遭到毒打。武訓決心行乞興義學（供窮人孩子免費讀書的義塾）。為了獲得他人施舍，武訓有時還像個江湖雜耍藝人一樣表演錐刺身、刀破頭、扛大鼎等節目，甚至吞吃毛蟲瓦礫，以取賞錢。有時扮成戲里的小丑，以博得別人的施舍；有一次武訓在一個楊舉人家的大門口一跪就是兩天，最后終于感動了楊舉人，答應出錢幫他辦學。武訓自編歌謠唱道：“吃雜物，能當飯，省錢修個義學院”，“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武訓最終辦成了多所義塾，多次獲得國家表彰，個人的自我貶損、自我屈辱完全被崇高目標的實現所化解，所代償。

支持下跪保校的，與支持武訓行乞興學的，是同一個文化心理。如果肯定、張揚個人價值的主張不被鼓勵，貶抑個人價值而獲得集體價值的行為自然就大行其道，恐怕近年來校園下跪事件屢屢發生都可以作如是觀。遵義四中部分教師用下跪來保衛校址的同時，也是在保衛、傳承著下跪文化，播撒著古老的文化種子。如果說“保衛四中”是當事人自己能意識到的文化使命，傳承下跪文化則是一種滲透到血液里的集體無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