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開垃圾焚燒的“心結”

因反對垃圾焚燒項目選址，浙江杭州5月10日發生規模性群眾聚集。有專家統計，近年來國內與垃圾焚燒、填埋有關的較大規模民意事件已有13起，大多發生在國內經濟最發達、環保標準最嚴的地區。

是什么讓公眾對垃圾焚燒廠避之唯恐不及？住建部環境衛生標準委員會主任張益曾分析原因：現有垃圾處理設施標準偏低；缺乏公平合理的補償機制和平等有效的溝通機制；二惡英污染被“妖魔化”。

記者一位朋友供職于杭州的一家環保技術企業，所住小區離引發此次事件的垃圾焚燒項目規劃選址直線距離12公里，他的觀點可為印證：“即使技術上使人相信了，也沒法根除不信任感；即使現在說都達標、沒問題，但誰能保證日后垃圾焚燒規范、安全？”他說，除了擔心污染，也擔心由此帶來的“負附加值”——居民擔憂自有房產價值縮水，開發商擔憂樓盤銷售受連累，連一些原本有落戶意向的商業項目也“望風而逃”。

垃圾處置設施要不要建？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有人說，垃圾圍城和霧霾遮城、污水繞城、交通堵城一起，已成為城市建設“四大病”。就像每個家庭都要有衛生間一樣，每個城市都需要垃圾處置點。杭州市一位負責人坦言：“我們不可能把自己的垃圾拿到別的地方去處理。”近年杭州市區垃圾年增長率在10%左右，已有的4座垃圾焚燒廠、2座填埋場早就力不從心。像2006年竣工的天子嶺第二垃圾填埋場，設計使用年限24.5年，可幾年時間就用光將近20年的量，現在庫容已不足6年。

換個角度看，群眾對環境的深切關心、熱情參與，與政府規劃項目的初衷和目標本來就一致，這也正是互信和溝通的堅固基礎。只是，解開心結的工作，卻總沒那么順暢。

其實，今年4月杭州公示2014年重點規劃工程項目后，這一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就引致周邊不少居民反對。雖然溝通對話渠道相對通暢、專家參加的溝通會也已舉行，但群眾的情緒并沒有理順。“溝通不暢當然會引來猜疑。”前文提及的那位朋友說得很實在，“很多人是在公示后才知道有這樣一個項目的”。的確，像垃圾處理這樣的敏感問題，政府更須超前謀劃、同步溝通，盡量放低身段，把工作做得更扎實些，把群眾顧慮打消得更徹底些。

實際上，在協調利益上，杭州還是有經驗的。比如杭州改善危舊房，新增衛生間面積有大小、朝向有不同，怎么分配才擺得平？通過搭建黨政、市民、媒體“三位一體”的民主協商平臺，解決了“廁所分配難題”，成為“民主促民生”的典型案例。這種從群眾中來、從基層中來的治理經驗，其實也應該運用于垃圾處理等更多民生領域。

對公眾來說，“利益可訴求，表達須理性”。無論什么群體、什么樣的訴求，都應通過合法渠道、采用理性手段表達，不能把“表達利益訴求”當作越過法律邊界的借口。也唯有依法、理性，才能從根本上保證訴求表達更充分、更有效，合法權益得到最大保障。

說到底，環保還得公眾參與。杭州市區生活小區98%實行垃圾分類，但一項民意調查中仍有超過60%的居民表示日常垃圾分類容易搞錯，而全市約有70%的垃圾分類不合格。垃圾分類投放可從源頭減量，這正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小事”。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公眾不僅是要維護權利，同樣也要承擔起自己的一份責任。

（作者為本報浙江分社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