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領百元低保何以要以死相逼？

湖北武岡市晏田鄉向東村村民艾紹金，半年多來多次申請每月100余元的農村低保卻因兒子超生被拒，于是將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癱瘓妻子鄧元姣遺棄至鄉政府，“不解決問題不走”。鄧元姣在鄉政府辦公室打地鋪接連3晚70多小時后，頭部不明原因受傷出血，經搶救無效死亡。（5月12日《新京報》）

從媒體披露的情況看，艾紹金完全符合領取低保的條件。然而，他窮盡了口頭求助、書面舉報，把妻子扔到村支書家里、市鄉黨政機關等極端手段，直至妻子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問題卻始終得不到解決。

艾紹金要領取一份100多元的低保金為何如此之難？記者的調查道出了問題的要害——“政府給多少低保相較于艾紹金能不能申請到低保，已經不能相提并論”。因為，在當地村民看來，艾紹金越是告狀舉報，作為被舉報者又手握低保批準權力的基層鄉村干部，就越不會答應艾紹金。

作為長期與艾紹金一家朝夕相處的村干部，對他們家的生活窘境心知肚明，也完全清楚這份低保金對這個家庭的重要性。這些人之所以敢肆無忌憚地公然沖擊法律和政策的底線，就在于他們在骨子里始終把自己當作“賜予者”，把低保金的審批視為一種既得的權力，而沒有作為一種責任、一種義務。現實情況也是如此，沒有他們的層層審核上報低保資格就批不下來，沒有他們的具體發放資金就難以到低保戶手里。換言之，沒有村干部的運作，低保金對于低保戶而言只能是“水中月”、“鏡中花”。

在低保資格的獲取上，和基層干部的強勢相比，低保戶們明顯處于弱勢。與城市低保戶顯著不同的是，農村享受低保的一般都是年老體弱、疾病傷殘、喪失勞動能力者，他們對低保的制度設計和運行機制知之甚少。作為邊緣化群體，他們既缺乏應有的維權意識，也缺乏便捷有效的維權渠道。在更多的時候，只好選擇逆來順受、惟命是從。在萬般無奈之下，也只能做出像艾紹金這樣“以死相逼”的極端行為。

艾紹金家人為獲取低保金付出了昂貴的生命代價，我們在哀其不幸、責其法盲的同時，更要認識到這種代價不僅僅是可以用數據統計出來的低保戶的利益，更嚴重破壞了無法用統計數據衡量的政府公信力。因此，在追究基層干部對確定農村低保戶資格一手遮天的同時，應當對低保戶的產生方式進行深刻的反思；在對這起事件做出嚴肅處理的同時，應當對低保金的管理手段和放發方式進行有效的改革。

而最為重要的是，通過廣泛的宣傳、健全的制度、嚴密的監管、嚴格的執法，從根本上改變在申領低保金過程中的博弈對比力量，切實削減服務管理者不應擁有的職權，切實增強農村低保戶的維權意識和維權手段，讓他們真正成為自己低保金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