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紅包協議”何談醫風醫德？

國家衛生計生委規定，醫患雙方必須簽署不收和不送紅包協議書。記者探訪武漢地區8家三級甲等醫院，無一家開始簽此協議。記者調查發現，對于這一在本地尚未普遍落地的新規定，醫生反對聲音眾多，而患者在歡迎之余對其效果表示懷疑。（5月9日，長江網）

國家衛計委明確規定簽署“紅包協議”，當然不會是“空穴來風”，而是在這一“大量事實”的基礎上，廣受病垢的醫風問題上的審時而為。雖然，“紅包協議”是制度上的設計，但落實到醫患關系中，其實就是一個開明、互信、坦誠的約定。醫生用羞辱了醫德的借口抵制，顯然在理解上歪曲了這一制度的良苦用心；而患者喜憂摻半的態度，則折射了能否根治“紅包”的擔憂。

不妨承認一個事實，“紅包協議”卻是委屈了部分不收紅包的醫生，甚至“羞辱”了這一層次的醫德醫風。但更要看清一個事實，任何一個制度設計都具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約束效應，并非要一棒子打死一船人，比如，打“老虎”“蒼蠅”并不是說官員都是腐敗分子。而簽“紅包協議”，當然也不能做片面的曲解。這樣看來，部分醫生拒簽“紅包協議”的“委屈”，是在太過牽強。

“紅包醫療”涉及到的，已不是簡單的醫風醫德問題，而是世風的落寞。有的醫生的確不愿收紅包，但如果拒絕患者，對方會以為那代表“心意”太少，或者在背地里說醫生“架子大”；而患者如果不送紅包，“別人都送自己不送”的那份心里陰影無論如何也難以抹去。所以，要牽強地說“紅包協議”羞辱了醫德，不妨直接的說，是我們自己綁架了醫德。

針對“醫療紅包”屢禁不止，“紅包協議”在制度中的些許尷尬，醫生該開闊胸襟。“醫療紅包”抹黑了醫生的形象，這層你情我愿的醫患關系，看似是情理上的簡單答謝，實則卻助長了某種熏心利益，凸顯的也不再是救死扶傷的仁心，而是道德流失下的公益冷漠和人性冷漠。如何拯救醫風醫德？并不是簡單的拒絕“紅包協議”就光明磊落的。小偷不會告訴你說“我是小偷”，貪腐官員不會主動承認貪腐，那么，“‘紅包協議’是對醫德羞辱”，這份矯情，只能淪為公眾輿論的另一種大快朵頤。

和患者面對面簽下“紅包協議”，是醫療行為的進步。這種進步既是制度上的改進，也是醫患雙方的美好契約。患者本來就擔心“紅包協議”會不會流于形式，能不能起到遏制“醫療紅包”的效果，而醫生連簽下協議的勇氣都沒有，著實有情以何堪的汗顏。本質看，這是一份道德的契約，可當人性里拒絕不了某些丑陋，我們坦誠地簽下這一紙協議，并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