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牌”也是 “限權”的命題

3日，記者專訪了江蘇省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劉克希。他明確表示，南京絕對不可能像杭州那樣突然限牌，因為江蘇省地方性法規對限牌有明確規定：限牌與否必須公開征求公眾意見，并經同級人大常委會審議，即便審議通過限牌，也必須提前30天向社會公告。（5月4日《現代快報》）

隨著城市擁擠與污染的加劇，限牌作為治理的手段之一，成了不少城市的選擇。限牌作為公共政策，事實上是對居民特定權利的限制手段。天津與杭州先后“突擊限牌”，注解了權力不受約束，對政府公信造成的深深傷害。

如此語境下，城市限牌似乎正在形成“多米諾效應”，醞發城市一輪又一輪非理性購車熱潮。毫無疑問，一兩個城市的“突擊限牌”所帶來的影響卻是全國性的，并且是長久的。潛在應對限牌中的種種心理，正在考驗政府的定力與操守。

不管是人的誠信，還是政府的公信，不在于“諾”，而在于違信有可堪匹配的成本，并由有效的機制來維系綱常。所以，面對限牌之于政府的信任危機，之于購車亂象對社會正常秩序的損害，江蘇省人大相關人員從法治的角度來澄清，確實要比政府瓜田李下的表態更有力度。

對于限牌，地方性法規形成的相關規定，不僅僅是政府制定政策要遵循的基本程序，更是政府獲取特定權力的基本途徑，即這種權力是依法賦權的結果。不過，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和江蘇一樣，在地方法規中制定了限牌的相關規定。那么，是不是政府就不受約束了，可以相機而定？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權力法授是公權力的基本倫理，公權力只能在法規允許的范圍內行使，非法規規定的都是權力的禁區，制定公共政策所需要的權力，需要通過立法的程序來賦權。

從構建法治政府的角度來解讀限牌，其實也就是限權的基本命題。政府運用公共權力對社會實施公共管理，這個權力是有依據的、有限度的、有邊界的。顯然，政府應當依法行政，嚴格遵守行政權力的基本倫理，做到法不授而不行。同時，也要接受人大的監督，把公共政策的制定內嵌到立法的程序中去，代表人民來行使權力。只有維護行政權力的正當性、合法性，才能確立政府自身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