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限牌”讓政府公信力很受傷

對政府部門朝令夕改、“辟謠”變成“謠言”，需要在行政訴訟法中增設公益訴訟，允許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政府失信行為提起行政公益訴訟，讓有關單位和人員為政府失信承擔法律責任，推動政府部門嚴格依法行政，嚴守對公民和社會的行政承諾。

杭州市政府3月25日19時宣布，26日零時起正式實施機動車限牌，對市行政區域內小客車實行增量配額指標管理，增量指標須通過搖號或競價方式取得。一份與當天發布會材料如出一轍的“新聞通稿”，在限牌前夕便瘋傳網絡。杭州市交通運輸局負責人表示，將追查消息泄露原因，稱保密是因為限牌太過敏感，總結其他已推“限”城市經驗，選擇“突然襲擊”方式更為保險。（相關報道見B2版）

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幾個城市實行機動車限牌的情況表明，在正式實施之前，有關限牌的政策信息的確十分敏感。《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行政機關應當主動公開，按理說，機動車限牌涉及眾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切身利益，有關政策信息政府應當主動公開。《條例》同時規定，“行政機關不得公開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如果預判提前公布限牌時間可能引發搶購風波，在一定范圍內造成較大混亂，那么，政府有理由將限牌政策信息確定為“國家秘密”，按規定不予公開。杭州市政府在政策實施前5小時正式發布政策信息，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其初衷無可厚非。

然而，從杭州多家4S店提前進行零時前售車開票演練、大量屯車待售、短信通知客戶搶購等情形看，限牌政策信息事先已被汽車商家“捕獲”，那份事先在網上流傳的“新聞通稿”，更是限牌政策信息被人為泄密的鐵證。幾天來若隱若現的限牌傳言，以及限牌前流出的言之鑿鑿的“新聞通稿”，不但使限牌政策信息提前成為公開的秘密，也充分暴露了政府決策部門與汽車商家之間的曖昧關系，使政府決策的嚴肅性、公正性大打折扣。

更嚴重的是，由于杭州市政府有關部門之前多次就限牌傳言“辟謠”，一再說“杭州目前不會限牌，暫時也沒有限牌計劃”、“限牌根本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目前方案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絕大多數市民已經相信，杭州短期內的確不會限牌，并對不限牌的政策方向予以充分理解。現在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限牌政策突然從天而降，讓廣大市民措手不及，政府部門之前的“辟謠”，本身也成了不折不扣的“謠言”。從邏輯上說，造成如此尷尬可能有兩種情況，一是之前有關部門并未掌握核心的政策信息，“辟謠”時表態太輕率，把話說得太滿；二是之前的“辟謠”沒有問題，但后來由于某些原因，管理政策出現重大轉向，緊急出臺的限牌政策，與官方之前的表態形成尖銳沖突。無論是哪種情況，政府部門說話不算話，政府“辟謠”反成“謠言”，都對政府決策的權威性和公信力造成了巨大傷害。

政府塑造公信力何其艱難，政府公信力受損卻在一夜之間。杭州“限牌泄密”事件后，為修復受損的政府公信力，必須查清限牌政策信息是如何泄露的，對其中涉嫌泄露國家機密的單位和人員，應依法嚴厲處罰，涉嫌犯罪的須追究刑事責任。如果只是像有關負責人所言“追查消息泄露原因”，明顯是把泄露消息的性質看輕了——這里的“消息泄露”不是一般的違規違紀行為，而是破壞政府決策嚴肅性、公正性的嚴重失范失信行為，是涉嫌泄露國家機密的違法犯罪行為，必須依法究責懲處。

從長遠看，對政府部門朝令夕改、“辟謠”變“謠言”，需要在行政訴訟法中增設公益訴訟，允許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政府失信行為提起行政公益訴訟，讓有關單位和人員為政府失信承擔法律責任，推動政府部門嚴格依法行政，嚴守對公民和社會的行政承諾。以行政公益訴訟施加法律責任和社會壓力，加強對行政公權力的監督約束，政府部門才能更加謹慎用權、節制用權，更加珍視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以高度的誠信和責任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