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不是“抄襲”而是蠻橫

一名大學教師，從教21年，10篇論文被指抄襲，其間職稱從講師晉升到了教授，并調入了另一所大學。而被舉報者張世友受訪時則表示，被舉報的論文多發表于2005年之前，“至于構不構成所謂的學術抄襲、學術不端，真是十年前的標準不一樣。”（4月29日中青在線）

或許學術界的事情大抵如此吧，2013年底中科院院士王正敏被曝學術抄襲，現在依然安然無恙的做著自己的學問。這樣看上去，“寬容”已經成了當下學術界的主流。“抄襲” “引用”，細究起來是一件比較扯皮的事情。我們暫且拋開不議，僅從張世友的態度來看，就不得不有些糾結。

從指責中看，張世友被曝抄襲的10篇論文中，至少8篇大量“引用”了文末的參考文獻，有的幾乎全文由多篇參考文獻組合而成。另有1篇未注明參考文獻但內容幾乎照搬另一論文。對此，張的意思是“十年前的標準不一樣。”我們姑且這么認為，這不是抄襲而是引用。可1984年頒發的《圖書、期刊版權保護試行條例實施細則》中，細則第15條規定，凡引用一人或多人的作品，所引用的總量不得超過本人創作作品總量的十分之一。

辯解的理由經不起推敲，但這位老師這么有恃無恐，應該也是有原因的吧。縱觀以往事例，不難看出，學術抄襲難以整治，皆因為抄襲者面前至少有這幾道防線：抄襲者的身份、學位、編輯對作品的審讀以及獲得獎項的評委集體認定。說白了，前兩個就是自恃甚高，而后兩個則是綁架他人為自己墊背。

文學作品并非不可以“引用”，但為了體現文學作品的思想性、文學性、原創性等，“引用”至少應該有個度。6000字的論文只有1000字是原創，而且還步步高升，聽著都讓人發笑。然而更可笑的是，當事人面對質疑，反而擺出一副“體制所致，抄襲有理”的嘴臉，蠻橫至極。

抄襲者蠻橫的嘴臉暴露了當下學術界的真實狀況，分析這一現狀，就不得不提到“體制問題”，不過學術體制的問題到底出在哪兒？說到體制，最重要的無非是兩點，一是評價，一是監督。從評價體系來看，論文的數量決定職稱，結果就是現在不少雜志完全靠“發表費”生存，由此衍生出了各種各樣的學術腐敗。在短時間內改變現有的評價體系顯然是不現實的，倒是在同樣重要的學術監督方面，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在西方的高等學府，一次剽竊事件足以毀滅一個人的學術生涯，而正因為有這樣的制衡，學術腐敗的概率相對就要低得多，由此也養成了學術界整體的健康氛圍：沒有人會對一個剽竊者表示寬容。現在我們的情況剛好相反，抄襲者得意洋洋，被抄襲者反倒渾然不覺，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之下，張世友們自然也就可以繼續得意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