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痛心的是什么？

這些年關于教育的話題總會成為焦點，哪怕只是觸及某個點的簡單現象，也會激起寬泛的漣漪，比如“不為8000元工資為當省部級官員”這樣的學習理想，不僅導致了校長痛心，還引出很多仁人志士參與到事件本身的是非之中。其實一些事情很難在個體身上論個明白，然而，如果我們認同重復的意義在于這個東西還在延續的話，一些反復多年的賢能憂思，表征的大約應該是問題的持續存在了。這不奇怪，當條件反射般的答案記憶取代沉思默想多年后，要避開教育層面上的價值理念問題，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試想，在今天的環境下，即便有人苦口婆心地勸誡家長和學子們：獲取知識的欲望和世俗的目的是不相關聯（或者是少關聯）的，誰會坦然地將這樣的理論付諸實踐呢？

坦白說，我就認為“痛心”不是真誠的，如果北大能像常春藤名校那樣，學校大慶之日把一名幾十年從事平凡社區工作的普通人士舉為知名校友，貴賓席戴花就座，或許可以打消我的疑問。然而事實上沒有這樣的故事，從校慶排座次就可以看到：部長、院士、財主貴賓座席，閑雜人員尋不到定所。當然，我們無需責怪學校，認真做好平凡的工作是不能給學校帶來光環的。學校的榮耀從何而來，計算學校排名什么樣的人物分量重都是不需要爭論的，我不信北大不以培養部長為榮，更不相信會以培養平凡的社區工作者為傲。另一方面，個人的精英夢想無可指責，就像克林頓想當總統的念頭在學校里就發芽的時候，校長面上發光，怎么會痛心呢！反倒是知名學府同流于市井，以世界名校、“985”甚或研究型大學之名巧取更多國民財富的時候，恐怕就不得不痛心了。今年“兩會”期間就有代表形象地表達了“痛心”：高等教育親疏分明，“貴妃”名校有之，“常在”得到的“賞賜”（經費）遞減，更多的“宮女”有點自生自滅的樣子。

客觀來說，三六九等的大學等級不過是局部的問題，更令人擔憂的問題是傾向于大學的人才培養理念。我們可以從一些數據中清楚地看到這一現象。1999年我國高等教育經費投入接近765億元，低于近995億元的初等教育投資，然而到了2010年，高等教育投資5629億元，多出初等教育經費741億元。顯然，在“人才培養”的教育理念下，即便我們忽略熱衷于培養喬布斯之類的怪異行為，教育平等也不真實，如若不是夢想的話，不知道還剩下些什么——我們是不是過分向精英培養傾斜了。

在高等教育日益受寵的背景下，義務教育自身也在三六九等多年后，延續著老路，就如我所在的城市，比較起教育資源平等來，管理者更熱衷于名校及其分校的建設。更糟糕的是，這樣的策略得到受益或者行將受益、或者等待得益的家長們熱烈的支持，這些人中幾乎沒有誰關心資源的公平。而在更廣的層面，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分稅制以來，中央財政占比超過50%，盡管有新《義務教育法》，但地方政府，尤其是縣級政府仍然是義務教育的主要承擔者，現實的結果是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的教育水平差距擴大了。這難道不令人痛心嗎？

一個清楚的事實是，無論在區域社會，還是國家層面，基礎的義務教育才是重中之重，就如那些足球強國所昭示的道理，強大的國家隊必須，也只能建筑在良好的底層基礎之上，教育以及國家也是這樣的一座金字塔，塔尖的人才取決于基礎的義務教育，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任何一個國家的教育歷史軌跡中找到證據，回過頭來，從本國的教育實踐發展看，我們也可以很明顯地判斷出義務教育的邊際產出遠遠大于所謂“一流大學”。

個人、或者一些私立機構胸懷培養精英的野心，我們大可不必偽裝出痛心的樣子，但當要求所有的納稅人為個別的私心出資的時候，真的很令人心痛。在全民的層面，傾向于精英的取向無疑是短視的。當我們面對資源分配失衡所帶來的效率損失的時候，不妨思考一下還在盛行的理念，國民的素質、科技的水平是不是一個甚或幾個喬布斯能夠代表？我們不應該再罔顧明顯的事實了——只有加長最短的那塊木板，木桶才能夠容納更多的水，讓長板更長的做法，只可能在視覺上改觀，實質上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