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污染宣戰”還需雷霆手段

日前，全國政協委員王小康在發言中指出環境執法存在過寬過軟的問題。比如，河北赫赫有名的“紅豆湯事件”，70家企業都有問題，總計罰款平均下來，每家不到8萬。而某省對超生家庭罰款達80萬。兩相對比，環保之棒“高舉輕放”的問題頗為觸目。

記得去年兩會上，有環保系統官員感嘆環保局是個弱勢部門，環保局長屬于“弱勢群體”。而今年，人們對環境執法存在的亂象有了進一步認識。出了那么大環境事故，每家企業只皮癢肉不痛地罰個七八萬，正如王小康委員指出的，“這叫保護性罰款！不僅沒有任何處罰的作用，反而是在引導”。更何況，“紅豆湯事件”是在輿論壓力下才有所處理的，一些地方對違法排污基本不聞不問，只要媒體不曝光、群眾不舉報，那就什么事情也沒有。

雖然治污罰款8萬元和超生罰款80萬元的對比不多見，但環境違法處罰普遍偏低卻是不爭的事實，“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守法成本高”的問題十分突出。在不少地方，企業的環保設施之所以成了擺設，原因正在于，停用設備能節省大量費用，而查處后罰款卻很低，因此，不少企業寧交罰款去“換取排污權”，也不愿去投入物力財力去防污治污。

企業的“小算盤”，其實是一些地方發展誤區的折射。長期以來，一些地方跳不出“GDP至上”的陷阱，為了經濟數字好看、財政收入有靠，招商引資撿到籃子里都是菜，不惜出臺犧牲資源環境的土政策，讓污染企業大行其道，成為備受呵護的“香餑餑”。在這樣的治理生態下，環保部門要么無所作為，要么也加進去分一杯羹，滋生出以罰代管、靠罰養人的罰款經濟。

在頭上霧霾久久不散、生態文明成為普遍呼聲的今天，環保再也不能是一種軟約束，而應成為硬杠杠。有網友驚呼，如果像罰超生一樣罰污染，環境還會這么差嗎？就像食品安全領域的重典治亂，重要一招就是依法從嚴懲處，讓違法者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如何加大處罰力度、提升環境違法成本，確實是治污的迫切問題。

從更深的層面看，要讓環保權力硬起來，還需要更多制度支撐。十八屆三中全會已提出，要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干部考核機制也作出了調整變革，堅決打破“以GDP論英雄”的錯誤導向。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更是提出，“像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向污染宣戰”。有句話說，用雷霆手段，顯菩薩心腸。治理污染，就得靠“通電高壓線”般的制度設計、靠零容忍的堅決態度、靠動真碰硬的鐵腕執行，如此，才能凈化我們的呼吸，守護我們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