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醫生成為醫療體制弊端的犧牲品

在傷醫事件屢屢發生的當下，對傷醫事件的制止和懲罰，就成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進一步完善醫療體制、緩解醫患矛盾的同時，以法律手段及時制裁傷醫的兇手；防范、制止新的傷醫事件發生；在輿論上譴責兇手，從道義上否定傷醫的“合理性”，是最應該做到的當務之急。

就在3月5日全國人大開幕當天，廣東省潮州市中心醫院又發生一起患者家屬侮辱醫生事件：某患者因大量飲酒嘔吐后被送醫，搶救數小時后不治身亡。死者家屬隨即糾集100多人，押著當晚值班醫生在醫院內游行，年輕醫生邊走邊哭，持續約半個小時。

在昨天召開的“兩會”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就這一事件回答記者提問時稱，“兩會”期間，很多代表、委員都對傷醫事件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傷醫事件引發“兩會”代表、委員強烈關注，無疑不是什么值得快慰的事情。醫患矛盾激烈至此，醫護人員不僅得不到本該受到的尊敬、善待，反而處于動輒被暴力毆打或肆意凌虐的境地，古今中外絕無僅有。

不能否認的是，醫生不是生活在世外的超人，當下社會具有的所有缺點，在醫護群體中都同樣存在。因此，醫護人員中存在著部分拜金、喪德，或隨波逐流的害群之馬，也是客觀存在的現實。

但從本質而言，醫護人員陷入如今境地，更大程度上還是受不合理的醫療體制所累。在很長時間內，我國醫療體制的設計、建設，走過了一條漫長的彎路。看病難、看病貴，成為公眾對醫療體制最深刻的印象，并深受其害。而作為與患者直接接觸的醫護人員，在很大程度上承受了患者乃至全社會對醫療體制弊端的全部不滿。當人們深受體制折磨，又看不到改變體制的希望時，醫護人員就成了最“方便”和直接的宣泄對象。

另一方面，人們在遭遇不幸的悲痛時刻，會本能地向外歸因，尋找可以歸咎并追究的“責任人”。罹患疾病甚或被疾病奪去生命，本是最難以歸因于他人的不幸遭際，如果一定要追究，或許也只能歸咎于命運而已。但是，當醫護人員受不合理的體制所累，被整體污名化為“白狼”的時候，卻成為最方便的歸咎對象。而且更不幸的是，每一位不幸因病去世的患者，最終總是會“死在”某位醫生的手上，更是使這種歸因變得“有理有據”。尤其是當醫療鑒定體系，和依法解決醫療爭端的司法機制均不完善的時候，患者或家屬往往按照主觀感受判斷醫生是否盡職，就更容易把所有不幸都歸咎于醫護人員的失職。自身病痛的折磨，或親屬去世的悲哀，與對醫療制度的不滿，都集合起來傾瀉到醫護人員頭上時，醫護人員就從醫患關系中的強勢一方，變成了徹底的弱者。

如果這種歸因的思路進一步得到社會輿論的贊同和支持，很可能引導更多的患者、家屬，習慣性地把任何醫療“失敗”都歸咎于醫護人員的失職，因而引發更多的醫患沖突，譬如這次發生在潮州的辱醫事件。如果這樣的趨勢進一步蔓延，醫護人員時刻擔心可能“無過得咎”，則我們所置身的醫療環境將進一步惡化乃至無醫可求。

事實上這種趨勢已經開始顯現。近期幾起殺醫、傷醫、辱醫事件，其共同的特點是幾乎看不到醫護人員明顯的過錯，而患者已經揮起拳頭甚至拔刀相向。

輿論面對此類事件，往往充滿矛盾，其最常見的糾結就是所謂“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患者憤恨至此，醫生一定也有責任。事實或許確乎如此，但在傷醫事件屢屢發生的當下，對傷醫事件的制止和懲罰，就成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進一步完善醫療體制、緩解醫患矛盾的同時，以法律手段及時制裁傷醫的兇手；防范、制止新的傷醫事件發生；在輿論上譴責兇手，從道義上否定傷醫的“合理性”，是最應該做到的當務之急。

本報評論員 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