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嬰島”的核心問題 在于法律建置

日前，一名女嬰被家人遺棄在廣州市社會福利院嬰兒安全島門口，后被發現已不幸夭折。雖然事后女嬰的父親辯稱孩子放在安全島門口時還活著，但警方目前已將其父刑拘。而這一事件也讓嬰兒安全島再次成為爭議性話題。

對于認為嬰兒安全島是縱容棄嬰行為的反對者來說，這一不幸事件是其所持觀點的現實例證。支持者則會視此事為一個個案，同時以新生重疾嬰兒及其家庭經濟困難等原因，再度闡釋安全島所處的社會背景，重申其在挽救生命層面的更大意義。事實上，這也是對前期討論的延續，就觀點本身來說沒有太多的變化。

在我看來，這場持續已久，又藉由個別事件再引爭議的嬰兒安全問題，無外乎一個核心問題，即安全島對保障嬰兒權利來說是有害還是有利。但從目前來看，個中觀點，不管是反對，還是支持，往往都沒有緊緊抓住安全島本身。

現在很多討論集中在安全島會不會“引導”更多人棄嬰，這個問題成不成立呢？從最早設立嬰兒安全島的石家莊市統計的數據來看，安全島建立以后并沒有出現棄嬰行為的明顯增多，反倒是棄嬰成活率有了顯著提升。而從常識來判斷，父母走到棄嬰這一步，而且是慎重地把孩子送到嬰兒安全島，一定有這個家庭自己的原因，任何社會都會有這樣的情況，某種程度上，這決定了棄嬰既迫不得已，又不可杜絕。各方面條件允許者不會棄嬰，棄嬰者往往有各種苦衷，因此，大部分時候，棄嬰源于自發而非引導，出于此原由的反對難說成立。建立安全島更大程度上確實是為嬰兒支起了一把保護傘。這也是很多國家排除眾議建安全島的原因。

不過，對于嬰兒安全島支持者停留在意義性上的立論，我認為同樣不得要領。以保護嬰兒生命權、健康權為要義的安全島，顯然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設置，它意味著一整套與之相配合的機制。此項機制上至法律、下至具體的責任承擔主體、最終與哪一方建立“新”的監護關系的問題。現在我們引述國外有關安全島的例證時，只提到了他們有過爭議卻堅持推行，表達安全島的必要性，至多附屬陳述一下各國有什么做法，最終多半為了與當下安全島之爭做一個橫向比較。其中一個關鍵問題被忽略掉了，即他們在建立嬰兒安全島的同時，還設立了對應的法案，如美國的“安全港法案”。

回顧此前的安全島之爭，其有沒有與刑法相違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盡管民政部表示這項機制與刑法并行不悖，但這種所謂拋卻硬套法條，兼顧“情與法”的思路在法律層面不能說沒有問題。即使以刑法的遺棄罪讓所有棄嬰者入刑不合理、不可行，從法理上來說，父母負有絕對扶養義務的認知，在國內亦是通說。也就是說，就算安全島于幼小生命來說有著重大意義，流程上也應該是先確立相關法律，不致現行政策與上位法明顯沖突才是，而不是先試行后立法，法律還在起草中。雖說這種做法在國內不能說特殊，站在人情的角度，它或許可以更早地進入社會，挽救更多生命，但從長遠來看，除了又一次曲線實踐規則，其制度上的弊端，諸多不完善條款帶來的問題都會在后續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