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衛生法》仍需更多司法砥礪

我們期待更多類似個案進入司法程序，摩擦出一個個問號，在法律修繕和司法改革中逐一拉直，不斷推動《精神衛生法》進步。

年末歲尾，一則法院立案的消息，終結了《精神衛生法》有法無訴的局面。上海男子徐為（化名）10年前被家人強制送往一家精神病康復醫院，想要出院卻屢屢被監護人和醫院拒絕。為重獲自由之身，徐為將醫院和監護人起訴至上海閔行區法院，12月20日，法院終于通知其立案成功。

恰如1996年刑訴法修改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新鮮名稱的出現，給人們觀念帶來的顛覆性沖擊，在這場看似尋常的起訴和立案過程中，一個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精神病人”，能夠搖身一變成為法庭原告，盡管尚無訴訟結果，但這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法治勝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的法治精神，在《精神衛生法》第一案中熠熠生輝。

法院選擇立案，既是徐為的個人勝利，也是《精神衛生法》的立法勝利。2013年5月1日《精神衛生法》實施，正是這部醞釀歷程長達27年的法律助力，“被精神病”等問題才乍現解決之曙光；也正因為該法第82條規定精神障礙者享有訴權，為住院病人維護自身權益，提供了一條司法救濟的管道，成為“上海病人”徐為起訴得以受理的法律前提。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這部法律與人們的滿心期待，仍有一定距離。之前，有民間調查報告認為，《精神衛生法》存有監護人權利過大、訴權缺乏保障、醫生解釋權過大、社工服務被忽略、心理服務被限制、支持性體系不足、歧視無法避免等“七不足”，特別是過多過大依賴監護人制度等問題。

從徐為案看，這名上海男人被監護人強送精神病醫院后，多年被限制人身自由，盡管自認早就恢復健康，甚至8年前就在醫院談了女友，但沒有監護人同意，始終難以飛越“無形之墻”。盡管《精神衛生法》規定，自愿住院治療的精神障礙患者可隨時要求出院，醫療機構應當同意。但對于類似徐為的情況，就只剩下司法救濟一條道路。

可令人遺憾的是，法院依法受理之路亦不平坦。早在今年5月6日，徐為便已委托律師起訴，但直到7個多月后，才等來了法院立案消息。既然已經有了國家法律支持，為什么卻遲遲未能立案？我們期待更多類似個案進入司法程序，摩擦出一個個問號，在法律修繕和司法改革中逐一拉直，不斷推動《精神衛生法》進步。

本報特約評論員 歐陽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