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模式不可能是西方道路的簡單復制

近幾百年來尤其是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率先異軍突起，可以說，這些后發國家的發展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學習、借鑒和模仿西方國家的模式和做法。但是，各國的發展不可能是對西方道路的簡單復制，對具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來說尤是如此，中國的改革模式必須符合自身的特征。

近幾百年來尤其是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率先異軍突起，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軍事實力明顯超越其他經濟體，其他文明體下的各個國家均受到西方軍事、制度和文化全方位的嚴重沖擊，完全或者不完全地成為西方國家殖民體系中的一個部分，面臨著“救亡圖存”的巨大壓力，不得不轉變以應對挑戰。可以說，這些后發國家的發展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學習、借鑒和模仿西方國家的模式和做法。但是，最近有文章非議中國的改革，質疑改革的理念，有一點文章的作者可能忽略了，各國的發展不可能是對西方道路的簡單復制，對具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來說尤是如此，中國的改革模式必須符合自身的特征。這是因為：

首先，盡管西方國家現在已經擁有了相對完善的制度和較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但目前我們看到的只是個結果，而獲得這個結果的過程卻是崎嶇坎坷的，充滿了暴力、血腥、掠奪和戰爭。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論述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絕不是田園牧歌式的創世史。它的原始積累很大程度上既來源于對國內勞動者的剝削和壓迫、又來自對國外的殖民和掠奪。雖然當代依附理論也許過多地將西方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歸因于對其他國家尤其是殖民地的依賴，但西方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確實也在不平等的國際經濟和貿易體系中獲取了大量的好處，為其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幫助。與此同時，無論是政治上的民主制度、還是經濟上的市場制度，西方國家也并非一開始就擁有了較完善的形式，這些制度的演變和實現，無一不是經歷了漫長的紛爭和調整過程。就像波蘭尼所指出，市場經濟的發展并不像許多自由主義者所宣揚的，只是一個自發秩序的擴展，它實際上內嵌在各種政治、宗教和社會關系中。西方國家市場經濟制度的調整和完善是一個上述各種關系不斷發生矛盾和沖突的歷史過程，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亦是如此。

其次，盡管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走到了世界各國的前列，但目前其制度和觀念依然暴露出許多的問題，也面臨著很大的挑戰。事實上，自從資本主義誕生以來，就一直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批判，馬克思指出了“勞動者的異化”（勞動者從生產資料和產品的所有者，被剝奪成為從生產資料和產品異化出來、依靠出賣勞動力的無產階級）、韋伯則提出了“理性的鐵籠”（理性化的發展最終反而導致對人的自由和創造力的束縛），各種對資本主義式的現代化道路和現代性的批判仍然是當今西方思想界最為重要的工作之一。可以說，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是在持續不斷的批判中逐漸更新、逐漸完善，就現在看來，這個過程仍然遠遠沒有完結。近年來國際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等一系列事件的爆發，到目前為止尚遲遲難以得到有效解決，更是凸顯出西方發達國家在政治、經濟等各種制度安排上仍存在嚴重不足，制度缺陷的背后反映的是理念的沖突，無論是市場經濟制度、還是民主政治制度以及支撐上述制度的理性、自由和個人權利等觀念，都需要在危機下不斷被反思、不斷被修正。

第三，中國是一個有著十數億人口的大國，大國的發展道路與小國有著根本性的區別。大國不可能像小國一樣，完全采取跟隨、依附的發展戰略。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邁入高收入水平的過程，必然伴隨著世界格局和各方力量的深刻調整，不管中國是主動還是被動、愿意還是不愿意，在上述世界利益格局的調整過程中，中國必然要面臨與其他國家的爭奪、競爭乃至沖突，而世界其他國家也不得不調整和適應伴隨著中國實力增強所帶來的巨大沖擊。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發展不可能只是接受西方沖擊和影響的單向過程，而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互相影響、彼此適應的雙向互動過程。此外，西方發達國家為達到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在其發展過程中曾消耗了大量能源資源，造成過嚴重的環境影響。假如中國要遵循發達國家走過的傳統道路，必然面臨著“誰來供應中國”的質疑和“幾個地球才夠”的責難。

第四，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獨立文明傳統的大國，中國傳統的思想觀念和制度體系與西方文明截然不同，中國對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學習，難以照抄照搬也無法整買零躉，正如錢穆在論述中國如何向西方借鑒學習政治制度時所說，“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制度層面如此，思想觀念層面則更是如此，文化和價值觀念的轉變絕不可能像機器更換零件一樣，“放棄某些要件，調整其機能來吸收新的文化要件，重新更換它最深藏并且很遍在的若干價值觀念”。相反，中國文化向西方文化的學習和價值觀念的更新，必然要經歷了解、吸收和再創造的過程，事實上從百多年中國文化遭受西方文化沖擊的歷史經驗來看，“在兩個文化互動的過程中，弱勢文化接受強勢文化的什么內容，基本不取決于強勢文化本身的狀態，而依賴于弱勢文化對外來文化理解的意義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