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明確公務接待的“法律責任”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對接待活動食、宿、行、迎送及警衛、預算和報銷等關鍵環節提出了明確要求，包括嚴控接待范圍、簡化接待禮儀、限制接待住宿房型、從嚴控制接待用餐的次數和陪餐人數、規范警衛安排等。（12月9日《新京報》）

長期以來，公款濫吃濫喝成為公務接待中最被社會詬病的問題，不僅造成巨大浪費，接待人員也為其所累。如果說《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的通過，是為進一步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和轉四風行動，那么《規定》的出臺，則是對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補充、細化。從本文上看，《規定》對2006年印發的《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進行了大范圍、大幅度修改和增加，其中，15條為全新內容，7條進行了大幅修改。應該說，此次印發的規定在很大程度上順應了時代變化，體現了制度建設的與時俱進。

疑問則是，《規定》固然更為嚴格、細化，但它真的就能成為醫治公務接待問題的靈丹妙藥嗎？在筆者看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從宏觀層面去反思緣何2006年出臺的《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沒有很好地貫徹下去。

從邏輯上講，一項標準未能充分落地，要么標準本身不完善，容易讓人鉆漏洞，要么標準盡管很明朗，卻因缺乏剛性約束力導致標準被無視。基于此，如果說之前出臺的《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因制度本身不夠完善，導致接待標準在執行中被鉆漏洞，那么《規定》則較好地彌補了這一不足。但另一問題卻是兩部規定都沒有正面解答的，即公務接待標準制定得再嚴密，逾越標準了又會怎樣？很明顯，這個問題不能被準確、科學地解答，再好的標準終將被架空。

這又回到一個常識性問題，即制度的生命和權威在于實施，而保障實施就少不了嚴厲的懲戒機制。不難發現，幾乎所有的法律法規都包含“法律責任”這一部分，它的作用是對違反法律規定情形者給出相應的處罰——法律責任是法理學的基本問題之一，是法律義務履行的倒逼機制和法律義務違反的矯正機制，在整個法律體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從這一思路出發，人們自然要問，《規定》只告訴大家如何搞公務接待，卻未明確違反《規定》又當如何？如此，又如何保證《規定》不因“罰酒三杯”而喪失生命力？

都知道，改革開放之初，曾執行過“四菜一湯”等接待紀律，但由于缺乏剛性的問責制度，最終這一紀律逐漸消亡，教訓十分深刻。而對比國外乃至香港等公務接待規定，無不有著嚴密的責任追究制度。2010年新西蘭住房兼漁業部長因違規購買兩瓶葡萄酒被勒令辭職；前香港廉政公署一把手湯顯明因“喝茅臺”受到戒奢警告……這些都提醒我們，好的規定難以落實，問題未必在規定本身，而在于缺乏與之配套的懲戒機制——違規成本過低，常導致規定形同虛設。

基于此，《規定》要想不落入在執行中走樣、扭曲之窠臼，甚至淪為一紙空文，就有必要從制度層面明確違反規定的“法律責任”，只有讓違反《規定》的行為人承擔嚴厲的不利后果，《規定》的嚴肅性、權威性和震懾力才能更好地體現出來。筆者但愿各地針對《規定》精神因地制宜，在進一步細化公務接待標準的同時，盡快出臺相應的細致且嚴密的懲戒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