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把“控股權”交給市場

昨天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針對媒體記者“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否允許民資和外資控股國企”的提問，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引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有關國有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的論述作為回答。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由此可見，所謂混合所有制經濟，就是各種資本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

當然，這只是一個總的原則，但資本運作面對的是一個個體的企業，必然會涉及由誰來控股的問題。由什么樣的資本來對企業實施控股，這在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上，曾經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上世紀90年代末推行的國有企業改革，把大量原來由地方政府所屬的國有企業，以股份出售的形式改制成了由民資或外資部分控股甚至全資控股的企業。通過這次大規模的改革，一部分國有資本已從效益低下的原國企中退出，另一部分國有資本則保持了在一些具有市場優勢的原國企中的控股地位，并通過政府的資源調控實現了做大做強，特別是一些資源能源型的央企，已經成為在國民經濟布局中占有支配地位的重要企業。今天重提“是否允許民資和外資控股國企”的問題，實際上針對的是這部分已經“做大做強”了的國有企業。它們的強大雖然保證了國家對一些重要資源的掌握，但是卻造成了這些企業對市場的壟斷，不僅客觀上排擠了其他資本在這些競爭性領域的進入空間，而且其產生的價格壟斷直接損害了消費者利益。

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目標”，已經觸及現存央企價格壟斷的市場基礎。現在需要做的是，根據《決定》的要求，盡快明確《決定》所說的“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等環節”的范圍，在這個范圍之外的其他行業，既然可以由市場來決定價格，就應該完全開放市場，讓各種資本充分競爭博弈，在此基礎上產生合理價格。在這樣一種機制之下，競爭性行業中的企業是由國資控股還是由民資或外資控股，其選擇權就可以交給市場。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認真地履行市場監管的職責，防止市場產生價格壟斷損害消費者利益，而不再是單方面地為某一種資本主體提供特殊的政策傾斜。

連維良在新聞發布會上的答問，雖然未直接回答記者的提問，但從他引述的三中全會《決定》的有關內容中，也可以找到答案。《決定》提出了三個“允許”和三個“鼓勵”，即“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鼓勵有條件的私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細細咀嚼這兩段文字，其中“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說的就是民資外資可以在混合所有制企業中實現控股——雖然這里說的是“混合所有制企業”而不是國企，但一旦某個企業由民資外資控股，國有資本在其中處于非控股地位，它的身份當然就不再是國企，而只能是“混合所有制企業”了。在混合所有制的經濟模式之下，對于一個企業來說，是由國資還是民資甚或外資來控股，其更多反映的應該是資本之間的利益考量和實力競爭。

改革的全面深化，要求拆除固有利益的藩籬。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擴大民營資本在一些原來由國資控制領域準入空間的改革一直在推進，對外資進入我國也已開始實行與內資一樣的國民待遇標準，而不再給它們“開小灶”，只是這方面的進展和收效一直不是很大，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固有利益勢力的阻礙。現在的關鍵是，要切實按照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讓各種資本在市場中實現“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而在固有利益的藩籬未能打破的情況下，要實現這三個“平等”，顯然還有待于改革的全面深化和大膽突破。

周俊生（上海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