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對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等作出部署。對于外界關心的事業單位去行政化,逐步取消行政級別,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王峰表示,加快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目的在于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這也是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的一項重要舉措。 事實上,圍繞事業單位的定位問題,此前已有過不少討論。多年來的事業單位改革,也一直以理順政府和事業單位關系為目標。但就結果而言,相關的改革卻長期難以推進,即使存在或多或少的進展,也無法擺脫改革不徹底的狀況。面對新一輪改革,公眾的心情頗為復雜,既充滿期待,又擔心跨不過阻滯改革推進的老問題。 從表面來說,事業單位改革就是不允許事業單位繼續扮演“二政府”、“二企業”,或者兩者兼具的角色,回歸事業單位應有的純粹的公共屬性。而從過去的改革受阻來看,事業單位改革所針對的,可能不止是有沒有較好提供公共服務的問題,貫穿其中的核心,其實始終是事業單位該不該保有行政級別的問題。 行政級別作為官僚體系的特征之一,本來應該只占到社會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說,在現代社會,衡量人的標準可以有很多,例如,在行政權力系統內部,用行政級別來認定;在高校,以學術造詣來認定;在醫院,以專業技術來認定等等。事業單位存在的問題恰恰是,把一些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企業、從事公益服務的學校、醫院、科研機構等,全部納入行政編制之下。用官僚體系內的人才認定標準統領一切,打亂了各領域內本應持有和堅持的、獨立的人才判定方式,形成了一種單一且未必適當的人才體系。 學校、醫院、研究機構,本來應該是一個國家最具創造力、最有活力的地方。對于具有創新能力的人,社會該以包容的態度,建立多元化的體系來吸納。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本來也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模式和用人機制。但一旦作為事業單位而存在,這些標準就為行政級別所取代。 退一步來看,為什么行政級別的標準會全面地進入到不同社會領域、不同體系中?這很大程度上與國家權力統治的方式,以及權力自身對其手中權力的理解有關。在一個官本位至上,認為權力高于一切的社會,自然而然地就會試圖用權力的標準,具體到行政級別去判斷人。行政級別可以延伸到官僚體系之外,它不僅是一種對人才認定、管理的方式,甚至還可以是一種認可、獎勵的方式。其邏輯無非在于,相較于其他認定、認可標準,行政級別的意義或“價值”更高,無形中賦予其神圣性。 久而久之,官僚體系或者官僚體系的模式進入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它雖然于社會外在層面表現出一種有序的統一,但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整個社會是緊張的,而不是松弛的。這樣的氛圍其實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人的發展。就像學校、研究機構出現的一種情況,一些專業人員放棄了業務專業,把大量精力投入到行政職務晉升上,而精通專業技能的人,可能反而受到排擠,甚至無法在一個地方呆下去。 事業單位改革就是要打破行政級別的神圣性,確立多元的人才認定標準,進一步來看,它也會有益于社會的全面去“官僚化”,更大程度地激發以人為基礎的社會內在活力。 □ 本報評論員 付小為 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對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等作出部署。對于外界關心的事業單位去行政化,逐步取消行政級別,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王峰表示,加快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目的在于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這也是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的一項重要舉措。 事實上,圍繞事業單位的定位問題,此前已有過不少討論。多年來的事業單位改革,也一直以理順政府和事業單位關系為目標。但就結果而言,相關的改革卻長期難以推進,即使存在或多或少的進展,也無法擺脫改革不徹底的狀況。面對新一輪改革,公眾的心情頗為復雜,既充滿期待,又擔心跨不過阻滯改革推進的老問題。 從表面來說,事業單位改革就是不允許事業單位繼續扮演“二政府”、“二企業”,或者兩者兼具的角色,回歸事業單位應有的純粹的公共屬性。而從過去的改革受阻來看,事業單位改革所針對的,可能不止是有沒有較好提供公共服務的問題,貫穿其中的核心,其實始終是事業單位該不該保有行政級別的問題。 行政級別作為官僚體系的特征之一,本來應該只占到社會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說,在現代社會,衡量人的標準可以有很多,例如,在行政權力系統內部,用行政級別來認定;在高校,以學術造詣來認定;在醫院,以專業技術來認定等等。事業單位存在的問題恰恰是,把一些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企業、從事公益服務的學校、醫院、科研機構等,全部納入行政編制之下。用官僚體系內的人才認定標準統領一切,打亂了各領域內本應持有和堅持的、獨立的人才判定方式,形成了一種單一且未必適當的人才體系。 學校、醫院、研究機構,本來應該是一個國家最具創造力、最有活力的地方。對于具有創新能力的人,社會該以包容的態度,建立多元化的體系來吸納。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本來也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模式和用人機制。但一旦作為事業單位而存在,這些標準就為行政級別所取代。 退一步來看,為什么行政級別的標準會全面地進入到不同社會領域、不同體系中?這很大程度上與國家權力統治的方式,以及權力自身對其手中權力的理解有關。在一個官本位至上,認為權力高于一切的社會,自然而然地就會試圖用權力的標準,具體到行政級別去判斷人。行政級別可以延伸到官僚體系之外,它不僅是一種對人才認定、管理的方式,甚至還可以是一種認可、獎勵的方式。其邏輯無非在于,相較于其他認定、認可標準,行政級別的意義或“價值”更高,無形中賦予其神圣性。 久而久之,官僚體系或者官僚體系的模式進入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它雖然于社會外在層面表現出一種有序的統一,但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整個社會是緊張的,而不是松弛的。這樣的氛圍其實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人的發展。就像學校、研究機構出現的一種情況,一些專業人員放棄了業務專業,把大量精力投入到行政職務晉升上,而精通專業技能的人,可能反而受到排擠,甚至無法在一個地方呆下去。 事業單位改革就是要打破行政級別的神圣性,確立多元的人才認定標準,進一步來看,它也會有益于社會的全面去“官僚化”,更大程度地激發以人為基礎的社會內在活力。 □ 本報評論員 付小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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