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醫鬧”說破了調解制度的真相

近年來，伴隨著“醫鬧”事件的時有發生，治安管理部門對于“職業醫鬧”的打擊力度逐年加大，醫院也陸續出臺具體對策和“醫鬧”抗衡。然而，北京青年報記者在實地走訪中發現，不少職業“醫鬧”依舊活躍在大醫院的周邊，從謀劃策略到人員的選擇，再到收費標準的制定，甚至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地下產業鏈。（11月7日《北京青年報》）

風起于青萍之末。醫患關系緊張，既有言語姿態的問題，也有排隊掏錢的癥結，更有公立醫療機構遲遲難以回歸公益屬性的舊話。這些天，盡管浙江溫嶺弒醫案已沉寂下來，輿論及公眾對醫患關系的反思仍未止歇：11月1日，全國政協委員、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凌鋒已聯合另外30名委員，向全國政協提交緊急提案，建議出臺醫療糾紛預警機制，對醫院暴力零容忍；5日，上海華山醫院邀請寶山公安分局教官，向職工培訓面對暴力侵害如何自衛。同日，中山醫院也邀請世界跆拳道聯盟黑帶四段高手，前來傳授防身絕招，吸引了大批醫護員工。

“不愛紅裝愛武裝”也好，醫療糾紛預警也罷，在遇到“職業醫鬧”的時候，恐怕都難以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醫鬧肯定是不對的，起碼有《治安管理處罰法》伺候著，但我們還是要思考的是：面對人均300元一天的“最低行情”，為什么家屬在遇事之后，不是選擇與院方平和溝通、理性博弈，而偏偏掏錢找“職業醫鬧”來解決？

這里恐怕有三個原因：一者，有些醫院，已經不是醫務工作者的“娘家”，在調處醫療糾紛的時候，奉行的是扭曲的“維穩法則”。譬如在溫嶺事件中，院方甚至試圖擅自將死者遺體火化，司馬昭之心，不言而喻。在這樣一種醫療生態之下，“醫鬧”自然就號準了院方“怕鬧”的脈搏。可以說，“院長即官員”的現實，導致醫患糾紛不能在專業與民間語境下求解，而沾染上官場潛規則的流弊。二者，相較于“職業醫鬧”領域的“給多少錢鬧多大事”，不少醫療機構在面對醫患糾紛的時候，奉行的不也是“鬧多大事賠多少錢”的原則？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正是這樣的明規則，縱容了“醫鬧”成為一個詭異的產業。

最關鍵的一個原因，還是因為既有的醫患糾紛調處機制基本失靈。2010年，當時的衛生部等三部門就曾發出通知，要求各地設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免費為市民調解醫療糾紛。2009年的《浙江日報》曾報道，溫嶺市“創新推出成立醫療糾紛調解中心”，該組織“成立8個月來，已調解糾紛57起，成功率達到百分之百”，“走出了一條解決醫患糾紛的好路子”。問題恰恰在于：這樣的“調解委員會”或“調解中心”，會否像學校里用以觀摩的“示范課”，僅供政績使用、而與常態工作關系不大呢？一是究竟有多少地方部門成立過這樣的調處機構？二是別說患者及家屬，即便是醫務工作者，有幾人知道當地有這么一個止歇紛爭的好機制？

從古時的“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到今日的“為醫一日、血濺七尺”，這中間的斷裂與失衡，非一日所致，也非一日可解。醫生不是神仙，但也不是敵人。若治病救人的工作得不到尊重與敬畏，這個社會肯定已是“病得不輕”。只是眼下，我們既要理解“醫而憂則武”的不靠譜，更要看到醫患矛盾的癥結所在。有時候，問題不在于速效的新藥，而要回頭看看，開過的舊方子，當真“按時吃藥”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