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過度監督是個偽命題

解放軍全軍和武警部隊1日啟用新式軍車牌，網絡輿情給予了充分支持。實施第一天，就有人拍下掛有新軍車牌豪華車的照片放到網上，做到了“網上直播監督”。這是網絡帶給輿論監督的新變化、新課題。對此，有學者評論說，“監督者和被監督者也需要進一步反思。對作為被監督者的政府而言，公信力的長期缺失導致了現在輿論過度監督的狀態，它需要適應這樣的常態；對監督者而言，以前的監督是很有必要的，但現在是否有點走過頭了呢？不少人帶著理想化和極端化的態度去進行監督，這樣的態度催生、激化了互聯網上的怨氣。”

這一總結有些意氣用事，值得商榷。互聯網崛起后，我國的輿論監督生態潛移默化地發生著根本性變化。這一變化正對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傳統關系構成了致命威脅，沿用傳統的互動模式，監督者與被監督者都不可能形成新型的良性互動關系。

以往，黨政部門完全掌控傳統媒體，擁有絕對的話語權，監督誰，如何監督，監督到何種程度，某種程度上是更高一級行政部門提前“策劃”的。“打死老虎”、“打蒼蠅、不打老虎”就是民間對這種輿論監督的譏諷。這種輿論監督模式，給予媒體可操作的監督空間是非常有限的，傳統媒體主動“自選”題目的監督少之又少。

互聯網興起后，官方壟斷的社會話語權被各類新興的社會化媒體打破了，不管官方是否喜歡，數億網民擁有了與官方平等“交談”的話語權力。話語權力的自然下放，一方面使沿用傳統治理模式中的弊端完全曝光了，政府公信力受到了傷害。另一方面也使輿論監督看似“繁榮”、“過度”了。因此，似乎可以得出“公信力的長期缺失導致了現在輿論過度監督的狀態”的結論。但是，這一結論偷換了概念，混淆了邏輯關系。

一是，當下輿論監督的“過度”是個偽命題。當下的輿論監督手段、渠道雖然多了，但不僅沒有過度，還需繼續壯大，開拓尚未被允許的一些監督死角。如有些監督成了“半拉子工程”。二是網絡輿情的一時喧囂既有網絡集納功能對網絡輿情的放大，也有網民獲得話語權后缺乏理性表達所致，將網絡爆料、跟帖罵娘等現象歸于輿論監督，是將網絡民粹主義概念偷換成了輿論監督。三是，網民喧囂更多地在于網民擁有了話語權，獲得了一定的知情權，與“公信力的長期缺失”有關系，但并非必然關系。

在新的話語權力格局下，監督者與被監督者都面臨著轉型，如此，二者才能形成“各守法律范圍，而有互相尊重之善意”的新型良性互動機制。作為政府，要盡快轉變傳統的治理模式，學會與民眾平等“對話”，既要自覺、主動地接受監督，也要為輿論監督創設制度性空間，真正將權力鎖進籠子里。

作為媒體，要適應互聯網的挑戰，既不要被網絡民粹主義牽著鼻子走，也要充分利用各類社會化媒體，拓展監督的空間與力度，打破監督的禁區，使輿論監督趨于成熟有序。只有二者形成良性互動，才能有望實現“中國夢”。▲（作者是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