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需要告別“神探”的時代

2003年杭州“5?19”奸殺案發生后，以聶海芬為首的杭州警方辦案人員在沒有物證和目擊證人的情況下，通過“突審”張氏叔侄，獲得了該案“無懈可擊”的“鐵證”。時任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預審大隊大隊長的聶海芬，此后又在審查勾海峰的犯罪事實時，“未發現”勾可能是“5?19”案真兇的重大線索。（4月8日《東方早報》）

對張高平、張輝叔侄來說，法律終還他們正義，雖然已遲到了十年。十年韶華，天上人間。當事人的十年，老母離世、妻離子散，物是人非、青春散場……有人說，張氏叔侄冤案昭雪，再次印證了佘祥林、趙作海式冤案的辦案邏輯和審案思維。可是，2013年的春天，為什么被告人的清白，還得靠“亡者歸來”或“真兇浮現”來峰回路轉？于是，我們想起了頗具諷刺意味的“神探”。

在真相稀缺的年代，“神探”就走進了佛龕；在正義高貴的時代，“青天”才值得去懷念。2006年4月13日，中央電視臺第12頻道《第一線》欄目推出“浙江神探”系列報道之“無懈可擊聶海芬”。節目講述了“神探”聶海芬參與偵破張氏叔侄案，如何在沒有找到任何強奸物證的情況下，通過“突審”，讓“驚魂未定”的張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實。而今看來，當年那些找不到的痕跡、物證及DNA鑒定結論，皆是張氏叔侄犯案的反證。沒有證據，沒有口供，僅憑“神探”的神跡，就斷人生死——這究竟是怎樣神奇的力量？這究竟是怎樣令人齒冷的過程？

“神探”走下神壇，這是非常驚悚的一件事情。因為我們會順藤摸瓜地發問：一者，還有多少人、多少案子，是在此類“神探”的手下，冤案被生生辦成了“鐵案”？二者，“這本是一起在偵查階段就可以排除張輝、張高平作案可能的案件”，卻一步一步、緊鑼密鼓地弄成了“鐵證如山”的定案，其間牽涉多少執法環節、需要多少人“組團”來構陷？

聶海芬算是倒下去了，昔日“神探”的榮耀，今日成了黑色的反諷。只是，這未必是值得彈冠相慶的事情。“神探”從來不是自己封號的，在出神入化、神乎其技的歷史上，究竟是哪些人、哪些力量、哪些制度，將她推上了頂禮膜拜的神壇？在“神探”的隊伍里，聶海芬算是個“例外”嗎？

如果這些追問還嫌有些蜻蜓點水，那么，不妨聽聽專家的看法——類似冤案的產生，無不呈現出多年來的司法積弊：“公檢法三機關之間不是理想狀態的等腰三角形的穩定、制衡結構，而是流線型的加速度推進結構”。因“破案心切”、權力難受規制，往往“打擊”有余、“保護”乏力。于是，“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控方甚至可以不拿出來”。更有一個細節令人浮想聯翩：張氏叔侄冤案艱難啟動的復查程序，足足走了一年多。其間遭遇了怎樣的“困難”，迄今是謎。

2013年的春天，媒體為我們轉述了張高平在法庭上的最后陳述：“雖然你們在座的各位現在是大法官，大檢察官，但你們的子孫后代不一定也是，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他們遇上倒霉事，被屈打成招，你們是什么感受。我說我希望你們出臺相關的合理政策，完善司法制度，不再出現我這樣的事。”十年的歷史，當事人選擇了“永不原諒”。也許，只有以制度兜底、徹底告別了“神探”和“青天”，我們才能從這段振聾發聵的話語中，讀懂法制中國的現代史，并以史為鑒、以史為鏡，真正將中國置于法制與法治的秩序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