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留市長凸顯權力來源問題

春節期間，山西大同一些市民以簽名和舉橫幅等方式表達對即將調職的市長耿彥波的感激與挽留，引起輿論關注。面對市長調任后政策延續性的擔心，大同市黨政負責人表態，政府工作是連續的，新官要理舊賬。（2月17日中國廣播網）

這則消息描摹出的畫面，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古時百姓惜別好官的場面。市民似乎將政策與具體官員捆綁為一體，將政治理想寄望于官員的個人能力與操守。這往往會被看做“人治”的典型特征，而與之形成對照的，則是現代民主法治。

然而，我認為，這主要不是“人治”與“法治”的區別。在各種政治制度下，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可能隨著新任官員上臺而改變，這是很常見的政策變動形式。很大程度上，保持變動的可能性，是制度設計上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新官上任，依托新的政策去做事，求取民眾信任，沒有什么問題。因此，將人們對政策變動的憂慮，根本歸因于“人治”的缺陷，并不準確。

但是，民眾的憂慮，又確實反映出了問題。大同市民的感激與挽留，得到了政策延續不變的承諾，其背后，是換屆、市長職位變動的人事決定。也就是說，這一人事變動是被上級決定的，而非來自于民意的選擇。目前，由上級直接任命仍然是官員任職的主要方式，亦即，民眾在決定官員人選上并無足夠的參與度，因而才會對“未卜”的前景難以放心。

這樣來看，我們就會明白，其實大同市民簽名、舉橫幅挽留，核心問題還是一個權力來源問題。權力來自上級，民眾總是擔心新官上任三把火，憑自我意志行事，權力民授，并且得到保障，政策變不變都不是太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