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規范從政道德刻不容緩

官員隊伍素質關乎民生與國運。自古以來，選賢與能一直是國家治理的核心課題，德才兼備是歷代評價官員的普遍標準。在百姓心中，更是直呼管轄一方的官員為“父母官”，早在秦朝就有“以吏為師”的說法。以師位之崇、父母之慈擬官員之德，可見官德在百姓心中的舉足輕重之地位。

現代社會更加重視官員從政道德建設。近年來，隨著因生活腐化、道德墮落落馬官員的增多，“官德”更加受到社會關注。我國官德的建設，事實上經歷了從重視“自律”到“自律”與“他律”并重的過程。近年來，我國出臺了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等在內的一系列黨內法規制度。與此同時，在黨內監督執法層面，“腐化墮落”已與“濫用職權、貪污賄賂、失職瀆職”一樣成為查辦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的重點領域。

盡管尚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引入官員隊伍建設的制度體系，但最高層近年來在多個場合提及官德建設問題，2011年年底習近平同志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提出的“考察官德八方面指標”，被認為是“掀起官德建設新風”風向標。此前《公務員職業道德培訓大綱》、《關于加強對干部德的考核意見》等兩份有關官員道德建設的文件密集出臺，體現了高層對官員道德建設的重視。

與其他職業的道德規范可以依靠自律不同，官員從政道德是一個需特別對待的課題。官員群體是一個特殊群體，其品質行為關乎國家權力能否得到正確和恰當使用，其道德水平直接與社會民生和公共利益相關相連，以無強制力的普通道德自律來約束官員道德明顯蒼白無力。

其實，直接立法規范官員道德并非新鮮話題。1961年和1965年，美國連續推出兩位總統行政令規范官員道德效果不彰后，1978年10月由國會通過了《從政道德法》。該法對換屆交接、官員任命、選舉、募捐、游說、經濟活動中的各種行為進行規范，并依據該法設立聯邦道德規范辦公室。

從2006年的《公務員法》開始，我國推動公務員法律體系建構的努力事實上正日益接近依法治國的宗旨與要求。顯然，從政道德法作為該法律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合乎法理內在邏輯的，而且是符合時代需要和人民愿望的。近年來，一些全國政協委員在內的不少有識之士也在呼吁我國推動官德立法，而因道德問題落馬的官員數量激增也日益表明官德立法已是刻不容緩。立法規范官德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對違法者的處罰，不在于抓住多少失德墮落官員，其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建構權力倫理秩序，為權力之野馬加以道德之韁繩，在于明確規矩，明晰道德邊界，尤其要對一些是否符合道德要求的灰色行為有一個明確界定。當然，官德立法也應避免流于一般性、原則性的宣示，而應該是對包括當前社會存在已久、百姓痛惡已久的官員失德現象有一個細致、全面的涵蓋，并對各種程度之失德行為都有相應罰則的、具有現實操作性的法律文本。唯其如此，才有望其發揮遏制官德滑坡、重構權力的道德公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