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勿讓新聞監督也一起跌入池塘

記者被打的場面，讀者或許并非人人有機會親見，卻難免屢屢見諸報章。日前，浙江湖州市八里店鎮黨委副書記施國鋒等多位公職人員，暴力阻撓浙江經視記者采訪，搶奪攝影器材，不惜將記者連同設備推入池塘，價值20余萬的機器報廢。當地官方回應稱，涉事官員已被撤銷職務、留黨察看一年，警方刑事立案調查。

回頭看事發緣由，挺莫名其妙的。8月15日，該地養殖戶魚塘出現大面積死魚，求助媒體。浙江經視介入采訪后，甚至在原因和責任尚不明朗的情況下，便遭遇了基層地方官員的粗暴對待。盡管有目擊者講述和現場視頻，但亦恐難以完全還原彼時場景，尤其是此事件中多名公職人員是出于何種心態，才會對媒體監督持如此慣性的敵視態度。

現在知道的情況則是，事發后的最初處理程序中，被阻撓記者在第一時間做了筆錄，涉事官員卻直到“夜半”才“投案自首”。理解對沖突雙方的不同處理節奏，可能需要結合涉事官員分管政法的背景進行。事實上，很難把鎮黨委副書記的暴力阻撓采訪行為，看作僅是其個人對媒體采訪的態度。在過往類似事件的調查和后續處理中，涉事地方所能想象和說出的各種“情有可原”，皆源于這種很難局限于官員個體的“媒體監督恐懼癥”，或者可以說是敵意。

昨日另一則報道所顯現的，可能是媒體常見的第二種待遇。據《大河報》報道，河南一農民7萬多元賣糧款被拖欠11年，被媒體曝光當天即獲得解決。此前當地糧食部門擺出不少歷史、現實的解決“困難”，因為媒體的曝光而瞬間變得“迎難而上”了。相較于公民的無奈求助，即便是再不堪的采訪遭遇都可能要好很多。確實很難想象，能夠以暴力對待媒體監督的公職人員，平日會以怎樣的姿態面對治下的民眾。其實也不難想象，個案事件中一時的媒體見聞，卻可能是活在當下的人們最日常化的生存體驗。

監督公權，實乃媒體天職。但在現實的窘境中，基層部門與新聞監督的糾纏，不吝以各種形式予以呈現：監督性報道刊出前，竭盡全力進行阻止，手段可以是賄賂與收買，當然也不會排除暴力；而在曝光之后，基層部門卻也往往更容易“積極回應”。內嵌于前后不同反應中的處事邏輯，并不難于理解，而繼續深究則會發現，即便是看似“軟下來”的積極回應，或許遠非輿論監督之效用，而可能更取決于權屬級別的影響。如此一來，即便可以促成個案的瞬間解決，卻很難讓權力真正被馴服。

浙江湖州市涉事官員被施以撤職加刑事立案的“嚴肅處理”，確實依照現行刑法，損壞價值不菲的攝影器材已然夠得上刑事立案標準。但日常粗暴對待媒體監督的各地舉動，砸機器、打人屢見不鮮，卻并非都能這般“嚴肅”起來。選擇性對待，甚至是選擇性執法，涉事官員在這種問責尺度不確定中所培養起來的“脾氣”，讓自己看起來也活脫脫像個受害者了。

更何況，依據現有法律，如此嚴重干擾媒體采訪的行為，僅能以損壞公私財物的名義被追究。跟被毀的價值不菲采訪設備比起來，媒體監督權利的被侵犯是否更讓人揪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