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對“涼民證”派發的納涼福利說不！

湖北利川旅游“我靠重慶”的爭議廣告風波未平，其所在恩施市的景點旅游廣告再度“出位”：近日，武漢市民劉先生向媒體投訴稱：“景區號稱要為市民頒發‘涼民證’，創意居然是諧音于日軍侵略時所發的‘良民證’，很傷感情！”對此，恩施旅游局表示，這一設計是廣告代理公司所為，與旅游局無關。（7月11日《武漢晚報》）

如果說“我靠重慶”廣告體現的還只是設計者粗鄙的思想、失范的措辭的話，那么“涼民證”刺痛的則是全體中國人不堪回首的歷史傷疤。作為日軍侵略時期對淪陷區老百姓進行殖民統治用的證件，良民證所包含的民族屈辱與悲愴，無論到什么時候都不應該被忘卻，遑論拿來消費、廣告了。考慮到中日間不斷升級的釣魚島沖突，我不得不說，在這個時間點上推出這樣的廣告，設計者對歷史的無知、對時事的冷感令人齒寒。

從黃山推出“鬼子進村”項目到黑龍江方正縣為日本亡靈立碑，再到恩施派發10000本“涼民證”……當民族的屈辱、歷史的傷痕屢屢成為個別地方吸引眼球、爭奪旅客、牟利賺錢的“文化資源”與宣傳噱頭時，除了鞭撻斥責，我們也不得不反思，這背后是否還有更為深層次的緣由。

出現這樣的情況，首先應“歸功于”我們的歷史教育。俄國思想家赫爾岑有言：“充分地理解過去，我們可以弄清楚現狀；深刻認識過去的意義，我們可以揭示未來的意義；向后看，就是向前進。”相反，那種政治化、臉譜化的歷史教育培養出的不是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就是對歷史缺乏敬畏、甚至賣歷史之“笑”的市儈。很可惜，這正是當下中國式歷史教育的真實寫照。當被惡搞的《沙家浜》都能夠正經八百地登上嚴肅文學刊物，派發“涼民證”似乎也有了某種“理論支撐”。

其次，這與目前相關法律的含混表述有關。《廣告法》第七條只規定了廣告不得含有“妨礙社會公共秩序和違背社會良好風尚”、“淫穢、迷信、恐怖、暴力、丑惡的內容”，但對于“涼民證”這類賣歷史之“笑”的做法是否應算“違背社會良好風尚”，能否被界定為“丑惡內容”則沒有明確說明。這不僅不利于法院的依法裁量，也給當事人的申辯解釋留下了不小的自由空間。

再次，有關部門的監管失職也難逃干系。恩施旅游局表示,今年并未推出任何關于“涼民證”的活動，這一設計是廣告代理公司所為。問題是，對于這么一個“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廣告，作為制作地的恩施市有關部門、投放地的武漢市相關機構難道真的可以聽之任之嗎？退一步講，對于那些按照《廣告法》需要提前進行審查的藥品、醫療器械廣告，有關部門難道就起到監管職責了嗎？若是，那些虛假廣告又是從哪里冒出來的呢？

納涼是一種福利，但拒絕“涼民證”則是民眾的權利，沒有底線地打歷史的“擦邊球”，換來的一定不是滾滾客流，而是洶洶民憤。這一道理希望有關地方、企業及個人能夠拎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