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前程”擔保不如用證據說話

14日，云南巧家召開“5·10”爆炸案通報會。巧家公安局局長楊朝邦稱，以一個局長的名義和自己的前程來擔保，趙登用就是此案的嫌疑人。（5月15日《云南信息報》）

截至目前，無論巧家警方出示的趙生前日記，還是留言等記錄，抑或是有關其夫妻之間感情不是很好的說法，都完全不足以證明趙登用一定是爆炸案的元兇。看到巧家公安局局長以自己的前程來為趙登用是嫌疑人“背書”時，我不禁笑了。

略知些法治常識的人都知道，在刑事案件上為一個人定罪，決定該人是否犯罪嫌疑人的關鍵，不是某個官員的個人前程和人格，更不是這位官員的官職，而是實實在在的證據。如果沒有最為直接的證據，那么就算是相關的材料準備得再充分，所有的一切設想，也只是建立在缺乏證據的推測之上，這樣的推測值得懷疑。

平心而論，雖然巧家警方在案發之后召開了幾次發布會，并公布了有關趙登用的一些資料性文本，但公眾一直疑慮重重。這并非公眾不相信巧家警方，而是巧家警方直到現在也拿不出一個能令人心服口服的直接證據，正因為缺乏直接證據，當楊朝邦局長以自己的前程進行所謂的擔保時，無疑是不合時宜的，也不妥當。

“5·10”爆炸案給當地百姓生命財產安全造成了極大傷害，因此深挖爆炸案發生的原因，揪出元兇極有必要。只有找到真正原因，有關部門才能對這起廣受關注的案件給出一個合乎情理的解釋。司法判案，講究的就是一個證據，沒有直接證據，任何人任何形式的擔保都弱不禁風。 （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