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名人故居保護困境呼喚制度給力

北京的梁思成故居被野蠻拆除，隨后誕生了一個新名詞“維修性拆除”。列席全國兩會聽取政協委員意見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勵小捷就此表示，所謂“保護性拆除”、“維修性拆除”，都沒有任何法律依據。（3月9日 《揚子晚報》）

名人故居屢被拆遷掉在訴說著很多方面的困境，無論是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還是抗戰時期蔣介石在重慶的行宮，都被貼上“維修性拆除”或者“保護性拆除”的標簽來遮掩耳目。其實，在其背后最明顯的就是利益的鏈條。因為在名人故居的保護和經濟的增長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經濟要增長需要不斷破舊立新，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的土地上搞經濟增長必須高度重視數量的提升，而往往忽視了質量的提升，簡而言之，這就是GDP崇拜思路。

在名人故居的保護上，目前的文物保護條例似乎很“軟弱”。因為拆遷方面對的是最高不過50萬元的罰款。區區50萬元的罰款跟建成上的商品房價格簡直不成比例，甚至連一套房子的價格也不夠。由此可見，在這樣現行的制度保護下，無論是文物古跡還是名人故居只能說是被動的。假如真的需要起到真正的保護作用，唯有希望制度給力，這是第一方面的要求和目標。因為只有在制度的保護之下，名人故居的保護才能在法治的軌道上走好，否則，只能是形式主義的例子而已。

但是，僅僅有制度的給力還是遠遠不夠的。例如在制度上規定罰款，這就不是最好的手段。而文物古跡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旦不理清楚，就不可能將這樣的問題處理干凈。在地方政府看來，政績是需要數量來支撐的，于是，各種崇拜GDP的做法紛紛出爐。不能排除對于名人故居保護的不力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經濟利益至上的政績觀念導致的。

一方面需要制定嚴厲的幾乎是“一票否決”的制度，對于名人故居和文化遺址的保護披上神圣的制度外衣。另外一方面，從頂層設計開始應該重新思考僅僅依靠經濟數量來支撐的發展是不是一種可持續的道路，是不是一種和諧的方式。最后，一點，那就是在制度的執行層面上需要嚴格的監督制度，否則，制度的給力還會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