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農民工”，迎來新居民

因此，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是：不平等社會待遇了社會認同的割裂，而被扭曲的社會認同又鞏固了不平等的社會待遇。

但不平衡的狀態不可能得以一直持續，年輕一代的農民工在備受融入城市的煎熬時，并不會一味服從社會制度的不平等。社保、醫療、教育、就業、養老上的權利，以及社會的接納程度，都成為新一代農民工爭取的目標。按照社會抗爭的研究，這種暴力的施加并沒有具體原因，而往往歸屬于一種情緒泄憤，一種純粹的不滿的表達。

這樣一種局面給出的警示是，如果二代農民工的權利呼聲不能得到滿足，這一群體的身份認同危機將會進一步激化。而功利地看，上述群體將從原先的廉價勞動力轉使城市陷入動蕩的不穩定因素，對于政府和城市居民而言，這是絕對不愿意看到的。而要避免悲劇的發生，不但要在稱謂，即體現社會身份認同的層面彌合這一溝壑，更需要在制度上賦予平等的權利，使其成為城市的新居民。惟有如此，農村流動人口的身份認同危機才得以解決，城市乃至中國的長治久安與健康發展才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