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層“量變”，橄欖社會“質變”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舉行。會議指出，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來。（12月14日《新華網》）

作為10年來最晚的一次會期，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備受關注。如果說，繼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堅持房地產調控的“定調”早已在意料之中，那么“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法則讓人眼前一亮。繼今年4月總理溫家寶在《求是》雜志發表署名文章，提出“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之后，“中等收入者”再次明確進入中央政策視野，這也讓幸福的“橄欖型社會”變得更加可期。

“橄欖型”社會，是指社會階層結構如同橄欖“兩頭小，中間大”，即極富極貧的很少，中間階層相當龐大。社會學認為，中等收入階層所承載的調節貧富分化、緩沖社會利益沖突的功能，對于實現社會良性運行與和諧具有重要作用。發達國家經驗也證明，“橄欖型”社會結構，有利于化解社會主流意識中急功近利的躁動，促進社會的穩定，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相比之下，我國此前的社會結構狀況是“金字塔型”，中低收入的占大多數，低收入者約兩億七千萬，困難群體約有一個億，由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對滯后，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貧富分化嚴重，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比較激烈。只有下大力氣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改“金字塔型”為“橄欖型”社會結構，才能解決這個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

中產階層“量變”，橄欖社會“質變”。如何真正培育出“幸福橄欖”，至少應包含以下三個方面的涵義：

流動的“橄欖”。橄欖型社會不應是一個僵化的階層結構，與提高中產階層比例相比，一個相對暢通的社會流動渠道更為重要。唯有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看到拾級而上的希望，才能舒緩貧富差距蘊蓄的對立情緒，以及由此衍生的系列社會問題。在這方面，政府所要做就是提供階層流動“引擎”和“平臺”。比如，通過發展教育，尤其是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讓農民工通過不斷學習，成為中級以上的技術工人，繼而成為中等收入者；再比如，提供優惠政策，鼓勵自主創新、自主創業，讓人才資源的智力優勢得到充分施展，更多創造財富。

輕松的“橄欖”。時下，收入相對不低、支出相對較高、生活壓力較大、缺乏安全感正在成為中國中產階層的縮影。《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指出，約有七成北京中產階層成為“房奴”和“車奴”。打造“幸福橄欖”，不只是一個收入分配問題，更關系到經濟宏觀調控大局；不只是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更要減輕中產階層的經濟負擔。一方面，通過提高個稅起征點，降低相應檔線繳稅比例，遏制稅收杠桿“逆調節”現象，另一方面，加強對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領域的調控，緩解中產階層的生活壓力。

有責任的“橄欖”。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現在的中國中等階層自身還有很大的弱點，一是利益自覺不夠，二是公民意識缺乏。”我們不僅需要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更需要培育一個心態穩定、對個人生活具有較高滿意度、對社會具有責任感的中間階層。對于中產階層而言，應塑造良好的公德意識及公民修養，熱心公共事務和慈善事業；對于政府部門而言，需要“創造條件讓群眾群眾批評”，引導中產階層參與國家管理，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