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拉鋸戰”鋸出重審制度漏洞

河南男子胡電杰因“殺人罪”被濮陽中院4次判處死緩，河南高院均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判決，發回重審。直到今年1月濮陽市人民檢察院提出撤訴，這場上訴與發回重審之間的輪回才畫上了休止符。至此，胡電杰被關近9年。（11月7日《中國青年報》）

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竟然在上下級法院之間上演起“拉鋸戰”，反復發回重審，反復一審，前后長達9年。胡電杰的命運令人唏噓不已，對于他而言，向法律求證無罪的這條路走得太過艱難，當年那個血氣方剛的漢子已悄然步入了不惑之年。

但這場拉鋸戰絕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實則鋸出了重審制度的司法漏洞。發回重審制度設立的初衷，是為了讓二審法院更好地從法律上監督一審法院，發現嚴重違反法律程序，影響公正審判的情況可以及時督促糾正，同時也可以避免一審法院在案件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上的錯誤。然而，這一法律監督糾錯機制在司法實踐中，卻往往異化為踢皮球和拉鋸戰。

無獨有偶，2003年發生在遼寧省錦州市的“麻將案”，歷時數年，經過三級法院13次審理，作出12份法律文書，創下中國“刑事審判之最”。河南鄭州相關法院審理的一起行政糾紛案，前前后后一共審了19次。任意發回重審帶來的直接后果是，訴訟時限過長，嫌疑人被長期羈押，10年20年的屢見不鮮，有的甚至超過了所涉罪行的刑期。

“拉鋸戰”頻現，源于重審制度未能成為上下級法院良性溝通的渠道。一方面，二審法院作出的發回重審裁定書中，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事實哪里不清，證據有什么不足，卻是語焉不詳。一審法院只能“揣測”二審法院發回重審的初衷，如果“揣測不準”很有可能又被發回重審，直到被“打造”為遵循二審法院意見的判決為止。同時，即使二審法院以“內部指導函”的形式對下級法院給出指導意見，一審法院也往往置若罔聞，繼續作出與原審一樣的判決，從而形成了兩級法院“對著干”的怪誕現象。刑事司法史上著名的“河北承德劫殺的哥系列案”歷時10年，承德中院就以同一理由、同一事實對同一被告人先后4次判處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