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新聞引人關注：云南“賽家鑫”案即將再審。據說是云南省人民檢察院認為，對這個以極其殘忍手段奸殺前女友并摔死其幼弟的被告李昌奎，該省高院“量刑偏輕”，建議再審。

原本傾斜的正義之秤終于有了外力介入。猶記當初，對于這一令公眾倒吸一口寒氣的兇案，以及令世人大跌眼鏡的終審判決，面對洶涌而來的質疑，云南高院最初的態度是不容商量的，該院副院長田成有更是對記者大談“不能以公眾狂歡的方式殺人”，并聲稱此案“10年后肯定是一個標桿”。一語成名，田副院長從此得了個“田標桿”的花名。

此案再審，結果有待觀望，但“再審”程序的啟動，多少表明了一種被迫的讓步。而這種戲劇化的轉機，也帶給了我們更多反思——為何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的潛意識中，法律與民意總是矛盾的？而且民意總是“非理性”的代名詞？當某些時候我們的法律竟然可以在最基本的是非判斷上、在最基本的懲罰標準上與絕大多數公眾背道而馳，我們又該責怪誰？

這就要溯本尋源。法律的本質什么？根本上說，“法即人情”，是一種更嚴厲形態的“約定俗成”。法律的最基本原則是什么？顯然，對現實公平正義的強調，遠遠重過某些嘩眾取寵的超前概念。因此，法律必然是“今天”之法、“現世”之法。墨守成規，會被時代拋棄；過于超前，則會被現實拋棄。然而遺憾的是，現實中有一些法律及其執行者，有時是遠遠跟不上時代、對數十年前的個別條文抱殘守缺；有時是罔顧現實而過于超前，與99.9%的社會公眾的判斷大相徑庭。不客氣地說，前一種屬于“法治不作為”，后一種則是“法治亂作為”，二者同樣貽害巨大。

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超過十次犯罪。云南高院在此前的終審判決中，將一審已經判死的李昌奎改判 “死緩”、搶救了回來，并口口聲聲稱是順應減少死刑的大趨勢，殊不知，這樣的“刀下留人”，不僅可能對社會秩序形成極大的潛在擾亂，更是對最高法“少殺慎殺”理念的機械理解甚至曲解。我國雖然沒有實行判例法，但在司法界以及社會公眾的心理層面，“隱性判例”很大程度上卻是事實存在的。

一些司法領域的官員真該好好琢磨琢磨“拜人民為師”的深刻內涵。民意有時固然有其偏激、隨意的一面，但拋開情緒和言語上的非理性成分，無數個體所形成的民意，在“內核”上仍然是理性的，是基于現實的常識判斷。從八刀捅死被撞者的藥家鑫案，到連殺10人并將情敵剖心炒食的邱興華案，再到被不合理制度誘導犯罪的許霆案、迫于生活重壓溺死腦癱兒的韓群鳳案……稍作梳理便可看出，到目前為止，在多數得以公開的案件中，民意與法律公平正義準則是基本一致的；而且，讓我們猶感慶幸的是，不少本來極可能出現不公判決的案件，正是因為民意的介入與呼吁，最終得到了矯正。毫不夸張地說，正是“洶洶民意”，充當了法律底線的強大“防火墻”和“矯正器”。因此，“輿論審判”、“暴民審判”之類的說法，早已和“不明真相的群眾”一樣不合時宜，還是“少說慎說”為妙。

云南李昌奎案重審，多少會讓云南高院有些尷尬，但尷尬總比無視法理、民意和基本是非強多了。子曰，過則勿憚改，云南高院這次能否吸取教訓、做得更好，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