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還是不救”不應成為一個問題

人性的冷漠再一次刺痛了中國人的心靈。佛山兩歲女童小悅悅被車撞后，十八路人吝施援手的行為通過視頻的傳播，無疑放大了公眾的痛楚感。輿論重壓如山，廣東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個部門隨即開展“譴責見死不救行為，倡導見義勇為精神”大討論，并發(fā)布信息，問計于民，征求救濟機制、獎懲機制方面的意見與建議，意見或會成為廣東省制定相關政策的依據。

見死不救無疑應受譴責，但譴責顯然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小悅悅的遭遇在媒體報道的過程中，一再與“彭宇案”的后果直接掛鉤，從而形成了社會的群體性焦慮，這也是對十八路人的譴責在第一時間達到高潮的前因。但可以被大眾追溯的是，僅僅在一兩個月前，關于扶助老人的討論余音依然繞梁未去，這又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強化了譴責“見死不救”的輿論力度。而需要指出的是，之前被置于道德審判席上的是忘恩負義的受助者，而此次則是袖手旁觀的潛在施助者，這兩者恰好構成了道德事件中的兩個方面，令討論的對象在維度上得以圓滿的同時，又在邏輯上達到了完備。

如果把所有參與討論的個體置于類似的道德事件中，無疑將會對其本身形成一種煎熬。若身處路人角色，見義勇為的話，則并無法律的強力后援，拂袖而去的話，又將受到“心中道德律”的拷問；若將自己置于求助者角色，當然第一愿望便是他人勇施恩惠。而這一切，其實都是人性“趨利避害”的本能在不同處境中的分別演繹，只是在萬千變化的事件中，每個人的選擇在自身道德的驅使下表現不一而已。

公共道德的困境是所有社會成員個體道德困境的集合，其底線隨大部分成員的共同選擇而產生變化。但從一系列的道德事件后的輿論來看，中國的道德困境實乃法制之困。無論是對構陷義舉者的譴責還是對冷漠旁觀者的聲討，都可視作公共道德“向善”的內在需求，也是促進填補法制漏洞的磅礴呼聲。可以說，百姓早在官方發(fā)動大討論之前，心中已經充分對此類道德困境進行了價值取舍，若說廣東省有意“問計于民”的話，更應翻看此前已經形成熱點事件的案例，從中研習并作為決策依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