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歷史的人常道：“歷史不可假設。”但在研究中總不免運用假設，激發想象和演繹，增強對人類社會復雜、錯綜的歷史過程的感知、認識和闡釋，因為歷史學不單單是文獻材料的整理和概括。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來臨，我在思忖：假設沒有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國歷史會怎樣？

作為革命，辛亥如何與眾不同

自共和肇始，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和定位長期由國、共的主流輿論主導。在大陸“文革”之后以改革、開放為主旋律的新啟蒙運動中，噩夢醒來的不少學者開始重新審視包括辛亥革命在內的諸多歷史問題。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學者的探索與他們自身所處的變動著的社會現狀難以割舍。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士風民氣在“九十年代”丕然一變：熱忱歸于沉寂，賁張遁入頹廢。小說《廢都》問世，撩起關于知識精英“墮落”的詰問；我的一位導師也曾幾載沉浸于易卦問乾坤。曾作為“第三代人”和“第四代人”精神導師的李澤厚和劉再復，在1995年出版了對話錄《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盤點百年來的“革命”、“運動”，從他們的切身經歷出發對“現代意識”進行了歷史反思。

其實，驚濤駭浪的“革命”何止這百年，且不說作為新中國史學界“五朵金花”之一的“農民戰爭史”研究所討論的史不絕書的“農民革命”，1840年以來被洋炮“轟出中世紀”的“中國近代史”上，太平天國起義以至世紀之交的義和團運動都曾被冠諸“革命”名號。那么辛亥革命的歷史遺產究竟是什么？

辛亥帶來頑韌民族精神

大約十年前，筆者在海外觀看了42集的抗戰文獻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筆者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考入大學歷史系，自以為科班出身，在“歷史知識”上有自負的本錢；何況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寬松的思想和學術氣氛使得課堂和出版物所展現的國民革命軍不僅有在正面戰場上慘烈的浴血犧牲，還有他們艱苦卓絕的敵后游擊戰。但《一寸山河一寸血》以對當年將士訪問的口述紀實為素材，每一集帶給觀眾的都是靈魂的震撼。屏幕上端坐著的101歲高齡的薛岳將軍，已經口不能言，但他手持“精忠報國”條幅的場景怎不令人動容！做一個中國人是多么驕傲！

二戰初期，經濟工業化、軍隊機械化的法國只一個月就敗降于德國，然而同時期的中國，經濟遠為落后、破敗，各色武裝割據、紛爭，竟在幾乎沒有穩定和有力外援的條件下獨自堅持了四年多，并在珍珠港事件后與盟國一起最終戰勝了日本軍國主義。平心而論，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軍隊無論硬件和軟件（包括勇敢度）都遠遜對手，怎么辦？我們的先輩是拿十幾條命來換一條日寇的命。

看看二戰中哪個戰場出現過這樣的場面：將軍和軍官像普通戰士一樣沖鋒甚至拼刺刀，兩百多名殉國的國民革命軍將軍，大都是迎著子彈向前轟然倒地的。筆者真切地感受、領悟到一種蓬勃、頑韌的民族精神。這在辛亥之前沒有出現過。

誠然，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岳飛、文天祥、陸秀夫、于謙、袁崇煥、史可法、張煌言這樣御外侮、斗奸佞的民族脊梁，傳承著天地間的浩然正氣和華夏文化血脈，但何以解釋中原王朝，尤其是北部，數度受辱或敗亡于人口與文明程度遠遠不及自己的少數族？經歷明清之際亡國之變的士大夫痛定思痛，不少鞭辟入里的議論似乎逾出了一治一亂、五德輪回的舊框框。顧炎武區分了“易姓改號”之“亡國”與滅種滅文之“亡天下”。黃宗羲則直指專制主義的癥結：“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