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有人證物證，否則我不會再去扶跌倒的老人！”廣東肇慶的阿華在扶起倒地的70多歲阿婆卻遭誣陷后表示。肇慶城區交警第一大隊相關負責人8日向媒體表示，警方在事發后向阿婆的親屬提到，如調解不成功將調出相關監控錄像作證，結果事發三天后，阿婆在親人陪同下向交警主動澄清，自己摔倒與阿華無關。（9月10日中國新聞網）

又一起扶跌倒老人被誣陷的事件出現了，所幸結果還算圓滿。這與十幾日前發生的一起事件如出一轍。8月26日，江蘇如皋司機殷紅彬在駕駛公交車途中，停車搭救一名騎車側翻的石老太太，反遭獲救者誣陷為撞人。幸虧公交車的監控錄像將救人的過程清晰記錄下來，得悉有這段錄像后，石老太太表示道歉。（8月30日《揚子晚報》）

這兩起峰回路轉的悲喜劇，雖然好心人恢復了清白，但人們卻高興不起來。設想一下：假如沒有監控設備，救人者如何能自證清白？他們會不會再重蹈彭宇的覆轍？這兩起事件和彭宇案件本質上沒什么區別，都是善良被邪惡壓制的結果。

接二連三地發生的同類案件，雖然結局不同，但是卻產生同樣的社會效果，個人私利對道德的步步逼近，某些個人完全不顧廉恥，恩將仇報，傷害了人們的善良之心，摧毀了社會的基本道德秩序，傷害了人際間的基本信任。

止住快速下跌的人心，堅守住人類道德的底線，不能把希望都寄托于攝像頭，萬一某些地方未裝攝像頭或攝像頭失靈了，那又該怎么辦？因此，必須用法律的鋼柱支撐道德的大廈。恩格斯說過：“市民社會的一切要求（不管當時是那一個階級統治著），也一定要通過國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從根本上看，要倡導和保護見義勇為行為，就必須有比較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讓好人不流淚，讓壞人不竊笑。

有人提議對恩將仇報者以詐騙未遂罪追責，這提議很好，符合現階段的國情。如果法律再不對見義勇為的救人者伸出保護之手，以后誰還敢做好事？誰還敢攙扶跌倒的老人？道德不是萬能藥方，不能醫治一切昧著良心的“病人”，某種程度上還須法律的猛藥方能奏效。

因此，只有予以法律懲處，才會讓那些恩將仇報者明白：歹心有惡報，隨便誣陷好人，法律絕不會不答應，會讓誣陷者付出一定的違法成本。也只有讓法律懲惡揚善，才能維護公平正義，讓好人心安，讓社會和諧。